皇权政治研究的新结论对清初皇权政治的研究，姚念慈在《多尔衮与皇权政治》（《清史论丛：1996》）一文中，从剖析根基脆弱的崇德皇权、统治集团的矛盾与福临继位的实质、多尔衮与两黄旗的合作、清军入关与皇权政治的演变、“皇父摄政王”与皇权的归一等问题入手，提出了自己的新结论：综观满族开国以来的历史，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斗争无不对皇权与八旗的关系发生影响。入关之前，满族国家形态凡经三变。然太祖之后有八王共治，太宗骤逝复有宗王摄政，每朝终始，皇权亦随之兴衰。其往复循环，盖由八旗制国家本质所致。入关后，唯多尔衮摄政之局终于出现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一变而成定制，皇权从此树立绝对权威。究其原因，主要在清军入关，皇权的基础已根本改变。而多尔衮与福临的斗争，或皇权二元化的冲突，虽然纷繁炫目，但就其实质而论，不过是八旗制国家固有矛盾的继续，本身并不具有新的历史价值。只是由于借助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才使皇权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同样，皇权的巩固和发展，主要也不取决于皇权与八旗的斗争，而取决于与新的社会基础相结合，这才是清初历史发展的焦点。
    清初奏折的新探析任青在《清初奏折探析》（《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奏折制度为清帝所独创，且几乎与有清一代相始终，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官文书制度的重大变革，而且与清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可以说，清初以来皇帝与内阁，督抚与部院权力分配的矛盾斗争最终孕育出了奏折制度。而折奏方式的广泛使用和规范化，又势必将皇权高度强化的象征--军机处推上历史舞台，文章在对清初各种奏折类型进行分析后认为，康熙朝时奏折制度已具雏型。而在顺康两朝八十年间。奏折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崭新事物，从它问世的那一刻起，便显示出强大的政治生命力。对前明本章制度早巳不惬于怀的清帝把它视为强化皇权的利器，内外臣工则出于不同的目的也急切地想取得以奏折“通天”的特权。奏折就是在君臣上下共同推动下，奋力地打破着昔日题奏本章的一统天下。机密而便捷的奏折替代或部分替代非壅即泄的题本和奏本只是时间问题了。
    地方官铨选制度的新研究刘凤云在《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有清一代，官吏的铨选和除授例归中央，为吏部之责，然而，总督与巡抚作为地方一级的最高长官亦参予铨政。他们以保举和题补的形式，向朝廷荐举人才，升调属吏。因而，清代的地方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督抚选用的。这是清代文官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也是清代官僚制度的一个特征。作者还认为，清代重视保举制，并将督抚题补纳入地方官吏的铨选系统，从而给清代的封建官僚制度带来新的生机，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保举制与题补制，从根本上说仍然属于封建官僚政治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官僚政治的流弊，而对地方官选举具有重要影响的督抚题补制，弊病更多：首先是督抚题缺选员条例不能如制实行。其次是督抚滥举滥题的现象十分严重。其三，督抚于题缺择员时重才轻守，致贪酷者多得升迁，等等。
    康熙帝惩贪的新评述对于康熙一朝的惩治贪官污吏之举，何孝荣则在《康熙惩贪述论》（《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 ）一文中，予以新的评述。该文认为，康熙前期宽处贪污，最大限度地团结了统治阶级的力量，为消泯尖锐激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打败分裂割据势力，建立清王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值得肯定。在全国形势基本稳定以后，康熙帝开始了严惩贪污。而康熙中期的严惩贪污，使吏治大为清明，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封建政权的迅速腐朽，广大人民的生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所谓“治理蒸蒸，于斯为盛”，因而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康熙后期允许官吏有“些微”、“丝毫”的贪污行为、要求督抚等官放松对属下贪污的追究，从宽处理被揭发出来的贪污大案，简直与中期的惩贪有天壤之别。其原因，一是因为他认识到贪污确实难以禁绝，因而允许官吏有“些微”、“丝毫”的出格之处，以减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同心协力巩固封建统治。二是因为康熙帝晚年家务闹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吏治问题。在康熙帝为何不能根治贪污的问题上，作者认为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是中国古代以人治代替法治，封建制度本身即是孳生贪风之源。其次，清代官员俸禄比较低，无以维持官吏本人和家属的生活。再次是受封建教育薰陶，登上仕途即要求取发财，贪污则是其主要途径。
    民族统一观念的新剖视对清代的民族统一观念，张羽新在《清代前期各民族统一观念的历史特征》（《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文中指出，清代前期，即17-18世纪，中华民族大统一观念的历史新特征，主要表现在：历史地批判不利于各民族统一、融合的“华夷论”，进一步强化民族大统一意识：形成了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使全民族在政治上、心理上，筑起了一道坚固的新长城：以汉、满、蒙、维、藏五族一体，作为国家和民族统一的象征。这是在清代前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武装侵略对国家和民族的统一造成严重威胁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传统的中华各民族大统一观念的光辉升华，它当时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内聚力，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国家、民族的统一，抵御外来侵略，都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
    农战史研究的新争鸣为了揭示农战史的一些历史真相，余焕卿在《关于建国后农战史研究的评价问题--与黄敏兰同志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分别从关于农战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关于理论误导的问题、关于若干具体问题的辨析、关于冷静平实的学风等问题入手，与黄敏兰的文章展开争鸣。文中对牵扯到清初人口的张献忠屠蜀问题，认为张一开始并未滥杀，出现滥杀是顺治二年以后的事，是形势变化造成的心理变态所致。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张的滥杀绝非唯一原因，主要还由于连年战乱，人民大批死于饥饿、相食、虎害、瘟疫，还有大量逃亡外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