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刘小萌的《清代北京旗人的房屋头卖--根据契约文书进行的考察》、许檀的《明清时期山东的城镇与城镇人口》、高虹的《清代沈阳城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徐明德的《论清代乍浦国际贸易港沿的发展与繁荣》（均载《清史论丛：1996》）；以及郭成康的《18世纪中国物价问题和政府对策》、何平的《论清代前期的赋税调整》、李琳琦的《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苏全有的《中俄北京贸易初探》、香港麦劲生的《中英贸易与18世纪政治经济学者的自由贸易论争》、吴建雍的《清前期中国与巴达维亚的帆船贸易》（分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1、2、3期）等文，均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学术新论点。
    3、清代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中的关注点与新进展
    文字狱研究的一种观点喻大华在《清代文字狱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一文中，对清代文字狱案的界定、文字狱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新的认定和评估，从而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首先，该文认为对文字狱应严格认定，不宜失之宽泛。文章指出，搞文字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不得人心，所以，在封建社会文字狱也不是普遍现象，清代文字狱搞得最多，也仅限于雍乾时期，即使是雍正、乾隆二帝，也多次强调“不为已甚”，既怕落下以文字罪人的恶谥，又怕助长挟嫌诬告之风，以扰乱社会秩序。因此，下面几种情况就不应认定为文字狱：一是以公开文字作品鼓吹推翻清政权而获罪者，就不可认定为文字狱。它不是文字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有人将曾静、张熙案定为“雍正朝最重要的文字狱”便属不妥。二是虽无推翻清政权的确实言行，但是，故意地、公开地在文字作品中触讳，并且是触的统治者讳莫如深的大讳而被系狱者，不应认定为文字狱。如史学界定论康熙朝文字狱大案的戴名世案，触的就是这样的讳。他犯的不是文字罪，至少是思想罪 ，他被处死，在清代从未有人为之鸣冤，反倒一致肯定康熙帝不事诛连的宽大。三是表面上是文字触讳而实则是行为触讳者，不应认定为文字狱。四是个别大狱的认定不可“一刀切”，要具体分析。在怎样评估清代文字狱的影响问题上，文章认为，目前文字狱的研究还缺乏具体的量化分析。所以研究者还难以更精确地评估其影响。但是有一个原则可以肯定：文字狱的影响既没有使清王朝的统治强化到什么程度、也没有扼杀学术和思想。无论如何，其作用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对人民来说，这是封建专制的暴政；对统治者来说，是一无建树的“败政”。根据《清代文字狱档》归纳，打击对象有官员、平民、生员、名士、学者、卜筮、僧侣、工商业者、轿夫等，还有为数不少的精神患者。这其中官员、平民所占比重最大，生员等一般读书人次之，学者为数并不多，而且学者罹祸，背景都较复杂，如依附权贵、政治问题等。清代，士大夫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把握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命运。在政治上，臣下的升迁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喜厌，于是士大夫必然丧失气节和人格去讨好皇帝，皇帝以犬马待臣下，臣下必然以犬马自居，皇帝庞信和珅，于是大臣们就奔走于和珅之门，甚至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甚至“有交宰相这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在经济上，士大夫的逐渐贫困化，使他们不得不丧失人格去向上司“昏夜乞怜”、“人前长跪”，以谋一个效益好的职位。乾隆时，京师某石匠去世，士大夫争去吊唁，为的不过是百十两银子的馈赠。由此可见，士风日下的局面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文字狱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文章作者指出，就加强专制统治的主观动机而言，文字狱的制造者是徒劳了。首先，雍乾之际，汉族中的反清意识已消磨殆尽，知识分子不仅接受了清朝统治，并且也从中受益，陷入文字狱者有的是卷入了统治集团的斗争，有的是因为写了献媚献策的文字，有的是因患精神病而触犯了文字之忌，有的充其量在诗文中发些牢骚。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他们“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见孔立：《清代文字狱》，中华书局1980年）。统治者把这些人硬冠以“谋反”、“大逆”的罪名，实在是夸大虚构了敌情，无的放矢。
    学案中研究的新开拓清代学案史研究是清代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由山东齐鲁书社相继出版问世的多卷本《清儒学案新编》，便是由著名学者杨向奎先生撰著，也是此一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而陈祖武著《中国学案史》（台湾文津出版社）一书，则是学案史研究中具有创新开拓意义的学术著作。书中，作者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清代学案史、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关于《明儒学案》的成书年代；关于耶稣会士在晚明学术风气下，输入西学的客观作用；关于汤斌与黄宗羲的关系；关于乾嘉学术的分野等问题的研究及其论断，即是如此。同时，该书对徐世昌与《清儒学案》的关系这一崭新的课题，设专章进行研讨，具有学术开拓意义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对研究中某些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学案序》的序文作者是何人等，则予以存疑。这充分表明了著者认真和求实的科学研究学风。
    清代思想研究的新见解对清代前期知识界的思想动向的评估，高翔在《论十八世纪中国知识界的反传统倾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认为，18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并不像一般史书所描述的那样沉闷而无新意。正是在封建社会“全盛”的特殊环境中，知识阶层出现了以批判传统观念为特色的新的思想动向。其基本特点是：在生活方式上，主张人性自由，鼓吹妇女解放；在学术上，反对理学和汉学的垄断地位，推崇独立思考，重视西学的价值；在政治上，否定君主专制，强调臣僚的独立政治人格，甚至要求废除君权世袭，实现真正的“公天下”。18世纪的反传统观念和同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有相似之处，它预示着未来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迁，也为这种变迁准备了最原始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