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世祖本纪一》：“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经世大典·序录·礼典》“进讲”条：“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太常徐公》引《徐世隆墓碑》：“上在潜邸，独喜儒士，凡天下鸿才硕学，往往延聘，以备顾问。”元代史籍中诸如此类的赞语在所多有，论者往往根据这些赞语艳称忽必烈潜邸幕府得儒士之盛、忽必烈之礼贤下士，以及汉人士大夫如何争先恐后投奔忽必烈幕府。然对这一时期相关史料细加推敲，就会发现上述赞誉与史实并不相符。
    一
    忽必烈征聘士人的态度并不象史书渲染的那样积极主动。
    述及忽必烈在潜邸延揽士人的论著往往征引金元名士，如张德辉、李冶等向忽必烈举荐人才事，主要有下述几条载记。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宣慰使张公》引《张德辉行状》云，丁未岁（1247），张德辉向忽必烈举荐魏璠、元好问、李治等二十余人。按《元史·魏璠传》，魏璠被征召至和林是在庚戍岁（1250），距张德辉举荐已过三年矣。元好问唯一一次晋见忽必烈是在壬子年（1252），并非是忽必烈的召见，而是元好问为儒户争得蠲免兵赋的权利，和张德辉一起主动晋见的〔1〕。 李冶被忽必烈征召在丁巳年（1257），时过张德辉举荐已十年〔2〕。 其他诸人史载不详。按，魏璠系金贞祐三年（1215）进士〔3〕， 元好问系金兴定五年（1221）进士〔4 〕，李冶系金正大未（1231）进士〔5〕，三人都是当时声名卓著的儒士，而忽必烈征召他们犹如此迟缓， 其它人士可想而知。
    戊申岁（1248），张德辉由金莲川还真定时，又向忽必烈荐举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槃、李涛数人〔6 〕。其中的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李涛在《元史》中的记载仅见于此，是否被征召，没有其他史料佐征。高鸣《元史》卷一六○有传，“少以文学知名”，诸王旭烈兀将征西域时，闻其贤，“遣使数辈召之，鸣乃起”，高鸣为旭烈兀陈西征二十余策，旭烈兀数称善，荐高鸣为彰德路总管。传文中却没有被忽必烈征召的记载。高鸣在忽必烈即大汗位后为翰林学士，兼太常少卿，后又做御史台侍御史、吏礼部尚书等职，实为元初名臣。如果忽必烈曾在潜邸召见他的话，这种荣耀的事是不会被漏载的。李槃事迹又散见《元史》卷五、卷一二六、卷一五六、卷一六三、卷一六四，但皆不载被忽必烈征聘事。
    《元史·李冶传》载，金源名士李冶曾向忽必烈推荐：“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辈，皆有用之材，又皆贤王所尝聘问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
    关于这一件事发生的年份，《元史》记载不明。按《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内翰李文正公》引《王庭问对》：“世祖方居潜邸，岁丁巳五月，遣忒木儿见董文用，驰传来召。且曰：‘素闻仁卿学瞻才优，潜德不耀，久欲一见，切毋他辞”。既至，帝问……”。既云“久欲一见”，可知忽必烈首次召见李冶是在岁丁巳（1259），即在忽必烈即位前一年。李冶被召见时间，还可从虞集撰《董文用行状》得到证明：
    岁庚戍（1250），太后使择邑中子弟来上，公从忠献公谒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潜藩，命公主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癸丑，世祖以宪宗皇弟命自河西征云南、大理，忠献公在行。公与弟寿国正献公文忠先在军中督粮具，赞军务。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经，是为北平王、云南王也。又使为召遗老于四方，而太师窦公默、左丞姚公枢、鹤鸣李公俊民、敬斋李公冶、玉峰魏公偕至，于是王府得人为盛。”
    按这段话的逻辑推论，董文用“召遗老于四方”，应该是在丁巳年。
    那么，《元史·李冶传》所载这件事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魏璠于1250年（庚戍年）死于和林〔8〕， 李冶不可能不知，忽必烈尤为清楚，李冶如何又向忽必烈推荐已死了的魏璠呢？
    按，李献卿、兰光庭事迹仅见于《元史》卷一六○《李冶传》，王博文事迹又见《元史》卷一六七、一七五，但皆不言王博文被忽必烈聘问事。又，元恽《中堂事记》载中统元年中书省官员名单，并不见李献卿、兰光庭、王博文三人。所以，仅凭《元史·李冶传》的记载，难以断定李献卿、兰光庭、王博文三人被忽必烈征聘过。
    《董文用行状》所谓“召遗老于四方”也有不实处，一是召魏璠事，二是召窦默事。窦默入忽必烈潜邸在己酉年（1249）年，早于董文用，怎么会由董文用受命征召呢？显然是虞集为董文用冒功。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赵复只是被召见，召见后即离去〔9〕；宋子贞、 李昶只是忽必烈在1259年征宋途中临时召问军事〔10〕，而元好问只是晋见，这几人算不得忽必烈幕府人物。
    萧启庆教授《忽必烈潜邸旧侣考》一文对忽必烈幕府集结的经过考证甚详，又将幕府人物分为邢台、金源遗士、正统儒学、西域、蒙古五个集团，〔11〕这对我们分析忽必烈与其潜邸旧侣的关系很有帮助。按萧启庆先生所考，忽必烈所延揽的人才，从一二四四年起，到一二六○年即大汗位止，约六十余人。根据以上考察，和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一文的考证，金源遗士集团中真正做过忽必烈幕僚的也只有王鹗、郝经、李冶、杨奂、商挺、李俊民、徐世隆、张德辉等人〔12〕。而魏璠庚戍岁（1250年）所举名士是六十余人〔13〕，魏璠所举名士，史载不详，但就集团的归属来说，应该是金源遗士。可见史籍所谓忽必烈在潜藩“尽收亡金儒学士”者，实夸饰过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