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忽必烈潜藩对儒士并非象史籍渲染的那样有吸引力。
    首先，如众所知，“金源遗士集团”大多以为“亡金旧臣，义不可再仕”〔14〕，不愿为忽必烈所用。
    其次，“正统儒士集团”中人起初也是多不愿赴忽必烈潜邸。著名理学家赵复，在蒙古军破德安时，沦为俘籍，为姚枢所救。“以九族俱残，不欲北”，也就是不愿北上归附蒙古统治者。后得忽必烈召见，忽必烈问他：“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回答说：“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元史》卷一八九《赵复传》云：“世祖悦，因不强之仕。”其实是赵复不愿为忽必烈所用。这个集团中另一重要人物窦默，起初就是否应忽必烈召聘北上也是犹豫不决，最后：“不得已，乃出应命。”〔15〕至于姚枢，在赵璧和脱兀脱受忽必烈使命征召他时也是躲躲闪闪，不愿应召〔16〕。倒是这个集团中的许衡极欲进入忽必烈潜邸，而忽必烈却没有召见他，只被王府征召为京兆提学，不久南归。许衡直到忽必烈即汗位后才被召见，被召见后也没有立即被重用。〔17〕
    复次，即便是处境和心态与前两个集团大异的“邢台集团”，对忽必烈的征聘也是消极被动的。如邢台集团首领刘秉忠，1240年，刘秉忠适值在“南堂”讲习天文阴阳三式六壬诸书，会海云禅师被忽必烈征召北上，约刘秉忠俱行，“公（刘秉忠）不可，海云固要之，不得已而遂行”。可见刘秉忠起初北上见忽必烈并非本愿。丙午冬（1248）刘秉忠父刘润死，刘秉忠回邢州奔丧，服斩衰三年，至戍申（1249）年，再次被忽必烈召回和林。〔18〕
    1240年，刘秉忠随海云禅师晋见忽必烈时，就因其精通阴阳术数，得到忽必烈的喜爱。刘秉忠在忽必烈潜邸时的事迹甚简，无论是张文谦所撰《行状》、王磐所撰《神道碑》、徒单公履所撰《墓志》，抑或《元史·刘秉忠传》记载都非常简略，除了一二五一年向忽必烈陈“尊主庇民”数十余事和举荐人才外，几乎别无他事。结合刘秉忠死后，忽必烈的一段话，“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之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19〕可知，刘秉忠在忽必烈潜邸，正如成吉思汗朝的耶律楚材一样，其实只是一个“卜筮之官”。
    刘秉忠生平以荐士自任，值得注意的是，在汗位转入拖雷系、忽必烈受理漠南汉地前，刘秉忠向忽必烈荐举的只有张文谦、李德辉、马享三人。张文谦是刘秉忠同学，1247年被忽必烈征至潜藩，李谦撰《张文谦神道碑》：“岁丁未，驿召北上。入见，占对称旨，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笺奏，日见信任。”〔20〕可见张文谦在忽必烈潜邸，也只是一个宿卫士而已，或者说只是一刀笔吏而已。
    值得玩味的是，张文谦入侍忽必烈，正是刘秉忠回邢台奔丧期间，张文谦其实是接替刘秉忠的工作。刘秉忠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时，曾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为刀笔吏乎！大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多么有趣，刘秉忠在忽必烈潜邸还是一刀笔吏。这种职务又是刘秉忠和张文谦非常不情愿做的。
    三
    忽必烈在潜邸时期对儒士的认识和态度也是深可玩味的。
    在忽必烈潜藩人物中，除上述金源遗士和正统儒士集团中人之外，可称文学之士者有邢台集团的刘秉忠、张文谦、李德辉、马亨、刘肃、王恂、刘秉恕（李简、张耕，《元史》无传，是否可称文学之士，很难确定），西域集团中的廉希宪以及海云禅师、道士萧公衍和西藏喇嘛八思巴。其他则是各种专门技艺人才，或建筑，或烹饪，或宿卫，或医药。〔21〕《元史·世祖本纪一》所谓“延四方文学之士”者，未免以偏概全。
    张易、王恂与刘秉忠、张文谦同学，其所学好也偏重于阴阳术数，其留在忽必烈潜邸，自然好是靠阴阳学术数，张易在忽必烈潜邸的身份也是僧人。同刘秉忠一样，〔22〕在忽必烈眼中，张易也是能占卜算卦的和尚，而非儒士。
    窦默早以医术著名，亦以医术进用，在忽必烈潜邸的身份是医术高明的医生。〔23〕姚枢初入忽必烈潜邸做宿卫士，“俾居卫从后列，惟不值宿”。〔24〕
    正如萧启庆教授指出的，金源遗士一经忽必烈聘问便行离去。离去的原因，在金源遗士方面，除了他们自以为“亡金旧臣，义不可再仕”外，他们中的大多数缺乏务实能力、经济才略。在忽必烈方面，是他一直对儒士存有疑虑。岁丁未（1247）年，忽必烈召见张德辉时问及辽、金灭亡的原因：“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辽、金都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蒙古国亦然，何况金朝又是被大蒙古国所灭，殷鉴不远，忽必烈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询问张德辉这个问题时，不是从大蒙古国的角度，恰恰是从辽、金的角度来问，他之所以强调辽、金方面的原因，正是他对儒学和儒士持怀疑态度的表现。
    忽必烈对儒士的识见态度，还是王恽《中堂事记》的记载最真实可信。“……因训恽等曰：‘书生论事大概不差，及询其所以方略，鲜有不迟者。若将读书苦心移之治，此一灯功尔，于政事何有？汝等励精焉可也，何患兹位不到哉？”〔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