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北沿边入中与折中的形式
    1.西北沿边入中的物品
    沿边入中起于“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粮塞下”。主要目的是解决军粮，故粮食、草料是西北入中最重要也是数量最大的入中物。宋朝廷给各州军下达了入中粮草的任务，如至和元年“令（河北沿边）入便人粮三百万，马料一百二十万硕”，完成任务的可以“与升差遣”〔19〕。
    仅次于粮草的重要入中物是现钱。虽然《文献通考》卷十八说，边郡入中现钱始于雍熙年间，但见于记载的最早的陕西入中现钱事在咸平六年，河北、河东则在景德二年（1005年）。〔20〕此后入中现钱常见于记载。入中现钱有利于降低虚估，所以为宋政府屡屡推行。庆历八年（1048年）范祥改革解盐法令“罢（陕西）九州军入中刍粟，第令入实钱，以盐偿之”〔21〕。大量入钱折盐，而“入中斛斗于榷货务代支官钱”〔22〕。即入中粮草改为以钱折中，这样就割断了盐与刍粟的折中关系，目的是为了降低虚估。商人为取得虚估之利，不久又“复听入刍粟以当实钱，而虚估之弊滋”〔23〕。但随着以实物直接折中粮草的逐步取缔，仁宗朝以后沿边入中现钱逐步增加，不仅买盐钞钱，而且沿边和籴本钱也大量入中。如熙宁六年（1073年）和七年曾连续募商人赴沿边入钱为籴本。〔24〕
    盐也是沿边入中品之一。主要是庆历八年后范祥为禁西夏青白盐入境，在陕西沿边的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德顺等八外军实行，“募入中池盐，予券优其值，还以池盐偿之，以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25〕。商人入中至八州军而官自销售。这一政策元丰时范纯粹曾改为官运与入中并行，元祐元年（1086年）又“一依范祥旧法”〔26〕，此后基本沿用。此外，熙河路等地也曾实行过食盐入中，元祐六年户部请“召人入中解盐，乞并以熙河路州钞面价从省部审量，随事增减支折”〔27〕。
    除粮草钱盐外，茶叶、布帛、酒米、羊畜、铁、木、瓦器、筋角等贸易和军用之物也曾招商入中。咸平二年为供给榷场贸易需要曾“许商旅缘江载茶诣边郡入中”〔28〕，榷场入中茶事常行。天禧二年（1018年）又“令河北沿边榷场增钱入中大方茶货，依旧例给钞”〔29〕。范雍曾说：“近点检沿边入中下茶盐不少。”〔30〕可见茶与盐一样，入中数目都有一定规模。“河北榷务入中布其数至多。”〔31〕布帛作为军服、贸易之物，沿边需求也很大。又“沿边州军每年合销酒米数目亦允许客一依在市见籴卖价例入中细算”〔32〕。天圣四年（1026年）知雄州张昭远“请下转运司，每至年终将四榷场入中到见钱银布羊畜数目委官磨”〔33〕。羊畜与钱布等都是年年入中。另，陕西用兵以来即入中“羽毛、筋角、胶漆、铁、炭、瓦、木”等军械原料“一切以盐易之”。〔34〕
    为适应军用、贸易所需，西北入中物品十分丰富，将入中仅视为刍粮供给是很不全面的。
    2.西北沿边折中的方式
    沿边主要折中物品是盐、茶和现钱。雍熙入中之初就是“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颗末盐及茶”〔35〕。现钱折中几乎始终存在，各地均广泛实行。以盐折中则时行时辍，陕西主要用颗盐（解池盐）、河北主要用末盐（海盐），如《文献通考》卷十六所说：“缘边籴买仰给于度支者，河北则海末盐，河东、陕西则颗盐。”但海盐在陕西、池盐在河北都短暂地折中过。茶叶折中在陕西河北都曾实行过。但陕西主要折中物是解盐。河北自至道二年（996 年）杨允恭禁江淮盐后，茶叶成为主要的用以折中的实物。香药犀象等进口品也大量用来折中，咸平时香药犀象在河北折中曾占十分之六七。〔36〕广信、安肃、北平入中粟麦一度“悉以香药博籴”〔37〕。矾也是重要的折中物。宋政府“许商人河北、陕西缘边入中粮草，给以颗盐、白矾”，以“致商人多请慈州矾”。〔38〕且宋初以来河东路矾的销售就是采取商人入中钱帛粮草，以矾折中的方式。〔39〕庆历八年行盐钞法后，特别是嘉祐四年（1059年）茶法自由通商以后，以盐钞、现钱钞、粮草钞、香药钞、矾钞等各种交钞折中逐步成为十分重要的方式。此外度牒、师号也用来折中，有时还以赐官封爵酬偿入中，但这些均不占重要地位。概括起来，折中方法主要有折物、折钱、折钞三种。三种方法虽有并行之时，但在不同时期又各有轻重。
    雍熙三年到天禧二年，折物之法占主要地位。在初期，商人可以随意选择折中物品，但钱与实物同时用来折中时，实物的虚估加饶要比钱高，如乾兴元年（1022年）实行以茶、香、钱三色同时折中时，每十万贯券值的茶、香、钱，商人分别需付51000至62000、4100、83000， 〔40〕商人当然愿折中实物。盐也是很受商人喜爱的。入中的“商人以盐为急，皆竞趋焉”〔41〕。咸平五年王嗣宗立三分法，折中之物“四分给香药、三分犀象、三分茶引”〔42〕。此法后演变为四分茶引、三分香药犀象、三分见钱的三说法，但实物折中仍占主要。实物折中对商人来说，可以获得高额的虚估加饶。如景德时陕西入中“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之为二千，”〔43〕有百分之数百的利润，商人自然乐于折物。对政府来说，既保证入中到充足的军需，又使茶盐无积压难售之忧。丁渭在谈论以茶折中之利时曾说：“河北入得刍粮，即是官场入库，缘江榷场无剩茶，即是法行也。”〔44〕但折物之法最大的弊端就在于高额虚估额外耗费政府大量财物。臣僚曾言其甚：“边籴才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45〕且由于发引过剩、虚估过高，致“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因而交引贬值，加之交引铺户豪商的投机炒卖，使“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46〕其结果是“茶盐愈贱、边食愈亏”〔47〕，官商之利俱损。
    因折物之法积弊日深，天禧元年，陕西、河北折中之法都改为“每斗束量增直，计实钱给钞，入京师以见钱买之，如愿受茶质交引，即依实钱数给之……不得更用刍粮交钞贴给茶货”。〔48〕这就是以现钱折刍粮，现钱算茶盐的现钱法。此法的目的是“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49〕。在以折物为主的时期，以现钱折中既在并行，且如我们说到的，其虚估加饶远低于折物。现钱法则是完全的折钱法。现钱法也有加饶，但要低得多。如天圣元年实行现钱法时，入中加饶是，商人赴边入刍粟，折钱估值，“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50〕。远低于折物量百分之数百的虚估。此时每十万入中交引换取茶、香、钱，商人分别须支七万四千至八万、七万三千、十五万五百，〔51〕与乾兴元年以实物折中时相比政府的得利明显增加。但现钱法也有其弊端。一是虚估的减少，降低了商人入中的积极性，“商人果失厚利，怨谤蜂起”〔52〕。二是大量以京师现钱折中，使“京师之钱入少出多”，如“庆历七年榷货务缗钱入百十九万，出二百七十六万，以此较之，恐无以赡给”。〔53〕这是实行守内虚外、强化皇权的宋朝所无法忍受的。所以天圣三年河北三说之法再兴，取代了现钱法，陕西则以折盐取代折钱。此后二法又有数次兴废。正因为折物和折钱都有其利弊，导致二法频繁交替，轮流占据折中法的主导地位。一般来说，西北沿边战事紧张，入中迫急时即实行虚估较高的折物法，相反则又恢复折钱法。直到庆历八年范祥推行解盐钞法和嘉祐四年茶法自由通商后，以折钱和折钞之法稳定地占据主导，才结束了折中法的频繁变动。
    庆历八年范祥推行解盐钞法，陕西实行入钱给钞，以钞算盐，所入钱用来折中粮草，可助陕西边费“十分之八”〔54〕。我们上引包拯奏章曾说，陕西入中粮草还可到榷货务以钱折中。则陕西折中基本上实行了折钞和折钱。河北从嘉祐四年茶法自由通商后也基本实行折钱法，实际上这一局面在皇祐三年（1051年）废四说法时既已形成。嘉祐五年河东和籴改变以一分见钱三分茶支偿的办法，“自今以见钱给”〔55〕。折中之法也定相应推行折钱法。除了盐钞外，在沿边折中使用的还有现钱钞、粮草钞、香药钞。如元丰六年（1083年）河东用三十五万贯见钱京钞“召商人入便计置粮草”〔56〕。熙宁七年以“河北粮钞二十万石付西路转运司，令商人入中”〔57〕。宣和二年（1120年）曾以香药钞等“付河北籴便司广行收籴”〔58〕。宋政府“有条约，须纳钱方给钞，以钱市粮草”，即以钞折钱，以钱折粮，但由于“官中缺钱，监籴之官务办年计，不免止以钞折兑粮草”〔59〕。以钞直接折粮也常常出现，史籍亦载有不少此类事，此不赘举。吕大防曾说折钞之法有五利：“一则人户无科买之扰，二则商旅无折阅之弊，三则边储无不足之患，四则物货无般辇之劳，五则运盐减脚乘之费，实于官私为利。”〔60〕因而成为北宋后期主要折中法。折钞的要旨与折钱相同，即使入中粮草与实物茶盐脱离直接联系，以降低虚估，但由于北宋政府现钱缺乏，直接以实物折中之事在广泛推行折钞折钱之法后仍有出现。如熙宁时河北曾许商人“入中粮草算请矾盐”〔61〕。但已属偶然为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