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北沿边入中的影响
    1、沿边入中与茶盐专卖法的演变
    茶盐是沿边折中的主要物品，也是沿边入中的物品之一。在实行折钱和折钞法时，茶盐课入仍然是西北边费的最主要来源。因而茶盐之法不可避免地与西北沿边入中有着直接联系。
    咸平年间关于盐政的两次争论，可以集中地反映沿边入中对盐法的影响：一次是咸平四年关于荆湖放盐。孙冕认为：“令江南、荆湖通商卖盐，缘边折中粮草”，“为利实多”，遭到陈恕的反对。陈恕一方面认为荆湖实行官卖而望商人缘边入中，未之有也，同时他又顾虑“既入中稿粟而望课利不亏者亦未之有也”。其结果可能是“大失公储，莫救边备”。〔62〕第二次争论是咸平六年关于陕西是否以解盐折中。梁鼎因陕西以盐折中，导致虚估和盐价下跌，建议“禁止解池盐货，请勿更通商，官自出卖”，边费亦由官府辇运，遭到李士衡等人反对。梁鼎之议虽勉强推行，但导致“公私大有烦费，沿边顿无入中”，不得不自请罢榷。另由李士衡主持通商。〔63〕由上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要以盐折中，就必须允许商人参与盐的营销，放弃官搬官卖；二是以盐折中虽能有效保障边费入中，但随之而来的虚估必然损耗官利。正是这两个原因，使沿边入中像一条杠杆，屡屡带动盐法的变动。宋初海池盐政策有过几次变动，但雍熙三年三月前都处于全面禁榷状态。正是雍熙三年沿边大规模以盐折中，导致了海盐的首次全面通商和解盐局部通商的恢复。〔64〕但随之而来，如何才能既能以盐解决边费，又降低虚估成了北宋统治者的难题。经过数次通商与禁榷的反复，范祥提出盐钞法，此法的根本用意就是解决陕西折盐的虚估，庆历八年范祥在陕西主持推行盐钞法，既顺应了通商大势，又解决了虚估，保障了边费入中，成为解盐基本不变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东南海盐虽每“岁自抄三百万缗供河北边籴”〔65〕，但从至道二年杨允恭禁海盐后河北主要以茶、香、钱折中，海盐极少直接折中，因而海盐实行禁榷的时间比解盐长得多，变化也较少。
    史载：“凡茶之利一则官卖以实州县，一则沿边入中粮草算请以省馈运，一则榷务入纳金银钱帛算请以赡京师……而其大者最在边备。”〔66〕茶法与沿边入中更密不可分。文彦博在分析北宋茶法频繁变动时说：“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吴充亦说：“茶法因用兵而坏。”〔67〕这正是以茶直接用于沿边折中的三说法和茶与沿边折中相脱离的现钱法交替兴废的根本原因。但现钱法也不能根除茶叶虚耗，如天禧二年行现钱法，入中商人以交引请茶，虽以实钱折算，但仍是“每入百千增五千茶引与之”〔68〕。嘉祐四年茶法自由通商才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官收税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69〕。茶课仍主要用于边费。在讨论沿边入中与茶法演变时，我们应该看到三说法与现钱法都只是与茶法有密切关系的折中法，其交替本身并不能代表茶法本质上的变化，但直接引起了茶法的本质变化。实行三说法时茶叶实行由官府在榷务山场批发、商人销售的禁榷法，实行现钱法时，有时茶叶则实行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官府征收专卖税的贴射法（即宋籍所称的通商法）。实行现钱法时并不一定每时每地都并行贴射法。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申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专卖制由直接专卖向官商联合的间接专卖转变是总的趋势。北宋茶盐在西北沿边的大量折中，直接推动了间接专卖制的发展。同时实行茶盐专卖，取得丰厚财利也是封建社会的总体政策，嘉祐自由通商是因沿边入中造成茶叶过度虚耗，加之“嘉祐四年天下无事”边费缓解，才能使“仁宗皇帝慨然一切弛禁”。〔70〕但自由通商并不合统治者根本愿望，因而熙宁时又禁榷川茶，北宋末再榷东南茶。总之考察茶盐法的演变，必须充分考虑沿边入中的影响，否则即不能明析其内在原因。
    2、沿边入中对财政、物价等方面的影响
    宋祁曾说“天下根本在河北”〔71〕。进而言之，可毫不夸张地说，北宋朝运系于西北边防。而西北边防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庞大边费的筹集和输送。正如宋祁所说：“无谷与财，虽金城汤池，其势必轻。”〔72〕包拯在论河北边防时也说：“金城汤池，带甲百万，非粟不能守。”〔73〕宋政府采取“折缗钱以入刍粟，给彼茶茗，便于商人笼物之饶，助军国之用”〔74〕的入中政策，比较有效地保障了边费供应，维持了边防的基本稳定和北宋一百余年的朝运。但入中必然带来的虚估加饶，额外耗费了北宋政府大量财富，加剧了北宋冗兵之费和财政危机。北宋“国家募人入粟，偿以十倍之直”，入中“刍粟之直，大约虚估居十之八”。〔75〕使得“度支大计日窘”〔76〕，以致常常欠偿入中商人的酬值〔77〕。
    北宋入中和折中物品有粮草、茶、盐、香药、布帛、现钱等，衍括了当时全部大宗商品，入中与折中每年以数千万计。且“朝廷用度、军食、弊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银以至羽毛、胶漆尽出九道（指东南九路--笔者注）”〔78〕。西北入中亦靠东南供给，以长途贩易为主。所以西北入中极大地促进了北宋商品交换的发展，也进而推动了商品生产。西北入中本身也成为北宋商品经济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入中还促进了商人势力的增长。西北入中对商人的倚重使其能“擅公利，因国缓急，反操轻重”〔79〕，且“依托权贵，以动朝廷”〔80〕，以致干预国家政策，历次茶盐之法的变化“皆商人倒持利权”〔81〕。至道元年陈恕、景德二年林特等改革茶法都“召茶商数十辈，犒以醪馔，讲贯公私之利”〔82〕，延请商人议政。
    西北入中还造成物价的剧烈波动。由于虚估过高，出引过多和豪商铺户的投机，常使入中交引及茶盐香药等折中品严重贬值以及入中之物价格腾贵。甚者致“茶直十万，旧售钱六万五千，今止三千，以至香一斤旧售钱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83〕。而入中粟价斗致七八百乃至千钱，致米、粟一斗草一束分别费盐十八斤十一两、十三斤二两、十二斤十一两。〔84〕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