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考察《秘典》的其他内容。
    1995年春，我在东山、诏安等地作学术考察时，也曾拜访过《秘典》的持有者、东山的渔民周柄辉，并承当地同志惠赠了一件《秘典》的复印件，使我得以见其全貌。在《秘典》中除《溯源》外，还罗列了“香花僧”超度亡灵时的“仪规”和“法事物件”，如柳枝、凉伞、剪刀、小镜、明灯、大佛、天地神、各种衣帽、各种表帖经疏，及“净天地神白文”，“红花亭赞曲：骷髅歌”、“花会歌”等。所谓“花会”，乃是民间的赌博工具，不知为何也被列入这本“宗教典籍”。而且在列出的三十六个人名中，有的是郑成功的谋士或高级将领，如洪旭、周全斌、萧拱宸、卢若腾等；有的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傅青主、王船山、黄宗羲（黄南雷）和他们的语录。有的是万姓集团的成员，如万九泽即万礼；还有天地会《会簿》中提到的人物，如吴天成、洪太岁、方大洪、姚必达、郑君达等。最为有趣的，是把康熙朝的兵部尚书、大学士明珠也同上述人物并列其中。这份名单，可谓不伦不类，就连罗炤本人也感到其中矛盾百出，十分“费解”。他说：“十五名郑成功军人中，后来政治上有很大分野。”有的“互相之间甚至成为生死仇敌”。总的看来，这件《秘典》乃是随意抄录在一起的大杂烩，它所以被某些学者视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珍贵史料”，无非因为其中抄录了一些天地会《会簿》中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会簿》抄录了《秘典》，还是《秘典》抄录了《会簿》？这是应该首先弄清楚的。持“万五道宗说”的学者认为，天地会“《会簿》及其西鲁故事，大约是在康熙四十年至五十年间产生的”。〔17〕既然《会簿》是康熙年间之产物，而周柄辉所藏《秘典》，明明写着嘉庆二十三年所抄录，即使是僧泽安转抄僧了坚之手书，也仅仅能把抄录的时间向前推到乾隆三十四年，当然是“秘典”抄录《会簿》。不过，我并不相信该抄本真是嘉庆时之物。大量证据表明，周柄辉所藏这件“秘典”，乃是清末的辛亥革命时期之物。所以，《秘典》对于研究天地会起源，并没有多少价值。
    证据之一。据道裕说，古来寺是“革命僧来东山建立”的，又说“古来寺是革清朝命的组织”。那么，来东山建立古来寺的“革命僧”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建立“古来寺”这样一个“革清朝命的组织”呢？弄清这两个问题，是揭开所谓《香花僧秘典》之迷的关键。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虽有“汤武革命”之说，但把“革命”一词广泛用于指推翻前朝的行动，理解为社会革命，则始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他们把西文中的“Revolution”一词，译成“革命”，并自称“革命党”。所以，“革命僧”绝不会是指清初的僧人，更不会是修建古来寺前身九座寺的唐代僧人。况且，古来寺也不是指一座寺庙，而是指一个“革清朝命的组织。”可见，所谓“革命僧”，应当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人。他们的具体情况，不妨考察一下光绪三十三年广东饶平黄冈起义，也许会得到更好的了解。熟悉辛亥革命历史者都知道，与福建诏安相邻的广东饶平县黄冈一带，是清末天地会（三点会）十分活跃的地区。“广东潮州饶平县属黄冈，为三点会最盛之区”。〔18〕“该处距潮州府城并饶平县城各九十里，与福建诏安县连界，素有三点会匪，迭经严缉，此拿彼窜，迄未尽绝根株。”〔19〕革命党人陈芸生、余既成、陈泳波等，联络福建诏安白石乡的沈牛屎、后岭乡的沈家塔等，先后在诏安属的乌山，饶平县属的浮山、柘林等处拜会。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沈牛屎从诏安带来飘布、银纸，分给会众，并刊刻“伪示”、谕帖。四月十七日晚，三点会首领余竞成率领会众举行起义，十四日占领黄冈寨城，建立军政府，标明“大明军政府孙”〔20〕。洪门中人，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三合会来归者，如水就下。”〔21〕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与洪门中人，又分散回到各地去了。从拱清所说“革命僧来东山建立古来寺”，和道裕说“古来寺是革清朝命的组织”来判断，所谓“革命僧”很可能包括从黄冈起义失败后来到东山的革命者，他们以僧人的身份为掩护，在古来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所以被称为“革命僧”。罗炤调查中听当地群众所说诏安高陂山区的所谓“洪义军”，大概与他们有密切关系。从高陂长林寺中供有“洪义军”牌位，及所写“爱国男儿为国铲清，扫妖气于万里”来看，明显带有辛亥革命时期的时代特征。从“秘典”的内容来看，有可能出自参加过黄冈起义的革命者之手。因为他们完全具有辑录“秘录”的条件。第一，广东饶平和福建诏安、云霄、漳浦一带，既是三点会（洪门）活跃的地区，辑录者即使未参加过洪门，也会对洪门的秘籍有所了解。所以，《秘典》中辑录了不少洪门《会簿》里的内容。第二，这一带深受革命党人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曾派许雪秋、余既成、陈泳波等，在此宣传革命思想，并利用洪门力量，组织反清起义。所以，《秘典》辑录者，具有强烈的反清情绪，并熟悉革命党人当时所宣传的“扬州三日”、“嘉定三屠”，以及明清之际那些具有强烈反清思想的“遗老”、知识分子的著作和语录，乃情理中之事。第三，从《溯源》部分的诸多错误来看，辑录者对佛教历史仅一知半解，说明他是以佛教为掩护，而非真正的僧人，大概就是所谓“革命僧”。第四，辑录者粗通文墨，并熟悉当地寺庙的碑刻、文物，故在《秘典》中，搜集、抄录了当地寺庙的对联、匾额，辑录了道宗的诗、词、联，以及赌博用的花会歌等。并且在《化莲堂名称歌》中，把洪门秘籍中的人物、郑成功部将列入。不过，他的历史知识有限，所以才会在《秘典》中出现那么多令罗炤“费解”的错误。辑录者为了躲避清方的追查，表示所辑录内容系古人所为，藉以掩护自己，特意使用了许多古字，如天、地、法等，并且假托系嘉庆戊寅年僧泽安书于凤山报国寺所“抄录”。
    证据之二。《秘典》中抄录了大量只有晚清或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