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太平天国对儒学经籍的态度和曾否删改出版四书五经的问题。
    这个问题似乎颇为扑朔迷离。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曾国藩撰《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天国“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①。这是太平天国排拒儒学经典的明确记载。但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太平天国的文献逐渐从海外传回中国，其中几种重要的“印书”（指太平天国自行编撰和“旨准颁行”的书，以下均称“印书”）有不同版本，有的版本有不少引徵儒学经典的情况。这说明太平天国对儒学经典并非始终拒绝，由此引起了关于太平天国对儒学态度变化问题的讨论。
    最初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萧一山先生。30年代早期他从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获见多种太平天国印书，1936年编为《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10册出版。萧先生所见《天条书》有两种版本，一本没有这种引徵语。萧先生就此写跋语说：“《天条书》序言中‘方孝顺得父母乎’下加商汤周文事一段，又‘妄说拜上帝是从番’下加‘中国有史鉴可考’一大段，是洪氏思想之重要变迁，其踪迹已显然可寻，而以拜上帝为中国古代遗教，秦汉以后始差入鬼路，用意甚明，惜乎晚矣。”②萧先生所见《太平诏书》的不同版本，引徵情况同《天条书》。他的跋文又说：“就以上所增文句观之，太平诸人思想之变化颇有足徵者。当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为事，举中国一切之圣经贤传胥毁弃之，因有不准读孔孟书之条，曾国藩讨贼檄文所云‘士不能诵孔子之经……’是已。今改正本所增文句皆引据经典，故为佐证。盖积数年之经验，因社会之情形，不得不翻然变计。”③太平天国多种印书有不同版本，但后出本大多仍署初刻年份。这就引起了如何辨别何者先出、何者后印的问题。萧先生所论《天条书》、《太平诏书》的不同版本，封面都署“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他认定两书中引据孔孟经典者为后出的改正本，由此以为太平初起时毁弃一切圣经贤传，以后改为引用孔孟以收拾人心。
    王重民先生1934年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获见太平天国印书14种。他比较《太平诏书》德藏本与巴黎藏本之不同后认为，有“道统”、“内则篇”等语的德藏本先出，无此等用语的巴黎本在后，“盖太平军之初起也，虽利用天主教义，然洪秀全诸人非深于教义者，故诏书谕旨多援用儒家思想与术语；后乃定天主于一尊，遂排斥儒家，此必然之势也。”他的看法与萧一山相反④。
    郭廷以先生也认为《太平诏书》等引徵儒家典籍的版本在先，无此等语句的是后出本。他的贡献是就此提出了科学的论证。郭先生举出了六条证据，其中第五条尤为有力。1853年4月英使文翰（S.G.BONHAM）访问天京，获赠“印书”12种，英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据以译为英文。郭先生将《太平诏书》中《原道救世歌》一篇的英译文与《太平诏书》两种版本的原文对照，证明有儒家典训的版本是麦都思据以移译的早出本，无儒家典训的版本为后出修改本⑤。他的结论是：“萧先生所谓改正本，应为初出本”，“洪杨初起事时，其基督教之知识有限，教义认识不清，而秀全本人及为其编纂者又皆幼读经传，……仍带儒家色彩而不能出其范围。稍后教义认识加深，情绪增浓，遂举一切经传术语而排除删改之。”⑥
    罗尔纲先生赞成王、郭二位之说。他举出的四条证据中，以对丧礼的比较考订尤为切实。《天条书》引徵儒学典籍的版本，关于丧礼的规定有“丧事不可做南无，大殓成服还山”、“临盖棺成服还山下柩”等语，而另一种无儒学典训的版本有所不同，无“大殓成服还山”、“盖棺”、“下柩”等句，称“一切旧时坏规矩尽除”，称“去世”为“升天”，“升天是顶好的事，宜欢不宜哭”。罗先生考证，太平天国在癸好三年以前系用前一种丧礼，以后改为不用棺，以死为升天好事。由此可证《天条书》有儒学语句、有“丧事不可做南无”语的前一种版本是早出本⑦。
    萧、王、郭、罗四位提出了太平天国对儒学经典态度的变化问题。王、郭、罗三位，特别是郭、罗两位的周详考证，则确认了这种变化的过程和内容：从杂用儒家经籍变为摒弃一切圣经贤传。
    郭、罗两位的论述在总体上是有说服力的；分别来看，他们的某些论据似仍不够充实。他们的论据之一是：没有儒学经籍语句的《天条书》、《太平诏书》，虽然封面仍署二年新刻，但卷首“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以下简称“书目”）有14部、15部，其中列有始刻于癸好三年的《太平救世歌》、《新遗诏圣书》，所以这种版本的《天条书》、《太平诏书》应印行于癸好三年中期以后，是改正重刻本。但他们未能指出，有儒学典训语句的另种版本，卷首“书目”有多少部--少于还是多于14部、15部。因此，他们的论证在这一点上，逻辑上仍不无缺欠。他们之所以未能比较两种版本的“书目”情况，是由于萧一山先生只影印了有“书目”14部、15部那种版本传回国内，而对于未影印传回的另种版本的“书目”情况，在跋语中完全没有涉及，别人无从比较。
    1983年以后的几年中，我获见英、美、法、德、荷、俄诸国所藏的太平天国印书的原刻本二百余册，据以研究了太平天国印书的制度，认定太平天国印书制度在癸好三年中期前后有所变化：此前的印书俱用红纸封面，卷首无“书目”；此后的新印书和已出版各书的重刻重印本，则都用黄色纸封面，卷首列“书目”⑧。我所见海外收藏的《天条书》12册、《太平诏书》10册，有儒家经典语句的那种版本都是红纸封面，卷首无“书目”，而无儒家经典语句的版本则都是黄纸封面，有“书目”14部或15部。从太平天国印书的制度可以判断，有儒家经典语句者在先，无儒家经典语句者在后。这从版本形制上为王、郭、罗三位的看法提供了补充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