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天下之义：“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夏赏于朝，贵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赏于朝，戮于市，劝君子惧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全句被删。谈夏殷周三代戎车、旗、章一段全删。“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全句删去。“古者戍军三年不兴”一段全删（42）。
    《武略》的删改告诉我们，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不会只限于删去鬼神祭丧之类不符合教义的段落章节，还要删去古人古事。《孙子》等几种兵书，主要谈用兵之道，说理者多，引用古人史事较少，比较易于删改。而四书五经则不同。论孟学庸和诗书礼易春秋，大都谈天道人事和历史经验，引用和涉及古人、古事者比兵书更多，取舍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一律删除，有些书就不成为一本书。即以《书》一书而论，张汝南记述金滕篇被删，但《书》记尧、舜和夏商周三代事，大都是古圣先贤治国安民的嘉言懿行，例之以《武经三书》之被删改为《武略》的原则，则《书》全部应该删除。至于各篇文词之与太平天国宗教、政治和典制的违碍，比比皆是，更是余事。
    所以，根据《武经三书》删改为《武略》的具体例证，我们可以推想，删改四书五经是十分困难、甚至不能完成的事。
    洪秀全虽然下诏删书，其实他对此是不积极的。他宁可焚禁一切孔孟之书和否定一切古人古事。据清方记载，癸丑四月，即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两个月、焚禁儒书正在酝酿或刚刚开始之时，“杨秀清忽称天父附体下凡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43）但此后数月，约当癸好三年夏秋，却有“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的宣告，又对《天条书》、《太平诏书》大量删改，其中《太平诏书》中的《原道觉世训》篇还删去了天父专门指出不可废的“率性之谓道”一语。可见洪秀全对排斥孔孟的执著。这样，甲寅四年正月杨秀清再以天父名义下凡，明确地肯定评价四书十三经，告诫不可毁弃“千古流传之书”，不可使“千古英雄”、“忠正臣僚”、“忠良俊杰”湮没不彰。迫于天父这样明确具体的态度，洪秀全才下诏转而实行删书，但这是勉强的。1854年出版的《天情道理书》是杨秀清的部属根据他的意图、以他的名义编撰的，其中引用《诗》、《书》、《孟》六次，赞美皋陶、禹、伊、吕、管、乐、司马迁、班固、关、张、赵云等古人三十余人次。但洪秀全亲撰的《太平诏书》的续印本仍照旧删除，不只原引的孔孟诗书仍被删除，连舜、禹、稷、伯夷、叔齐等等“忠良俊杰”的姓名言行也继续删除，全未恢复。至《武略》，又继续删去古人古事。可以说，洪秀全对天父的圣旨实际上是阳奉阴违的。丙辰六年（1856年）杨秀清被杀，压力解除了。为了维持宗教和政治的连贯性，他不能废止、改变杨秀清的身份和天父的圣旨，他要继续宣布四书五经在改定后准人民阅读，但宁愿把这件事无限期地拖延下来。从他晚年仍以古书为妖书、自己看后总用火焚的事实来看，他是宁愿一概焚禁而不愿删后准读的。
    洪秀全幼读经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根基。自从1843年因读《劝世良言》、“如梦初醒”，开始独尊上帝以后，虽然不承认孔子的教主地位，但仍对孔孟其人其书给予一定的尊重。1853年建都南京后，洪秀全的态度有根本性的转变：毁弃“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排除一切古人；在天父下凡明确肯定四书十三经和历代忠良俊杰后，仍继续删除一切古人的治国用兵经验。洪秀全的态度有这样巨大的改变，原因究竟何在？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洪秀全的宗教--政治偏执性大幅度加强了。他有过病中灵魂升天、天上有老人给予指点的幻觉，此后“其性格与情感比病前强硬、固执，而自有限制，不易屈服，不易软化，情感较冷，狂信益甚。”（44）1847年后这一幻觉被敷衍扩大，以自己为上帝之次子，受命下凡。这本来是有意的。但几年内军事上巨大胜利，使他受到强烈的“自我暗示”，日益深信自己确是负有特别使命的上帝次子。上帝的真传在中国已迷失数千年，现在一切都要由独得上帝最新最真启示的洪秀全从头开辟，创造前无古人的事业。洪秀全早年就自视甚高，曾说：“孙膑、吴起、孔明等及其他古代历史中之娴于韬略战术者，亦不值得我之一赞。”（45）至建都后，这种态度发展到顶峰，遂成为“自圣公然蔑古圣”。唯其“自圣”，所以要排斥一切古人。
    创造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权威。太平天国自1853年春开始出版圣经，在此后一年中连续出版了《旧约》自创世传起共六卷六册，《新约》马太传福音书一卷一册。这年中期又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将其出版物统一编目（即开始编列“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各书卷首钤盖“旨准”印、宣布只有“盖玺”的《旧约》、《新约》和“真天命诏书”（即洪秀全著和经他旨准颁行的太平天国著作）三类书才准阅读流传。这意味着加强思想统制。否定孔孟诸书和其他古人古书，就是这类措施应有的题中之义。
    “真天命诏书”原来既有外国故事，又有中国典故。经过修订，书中原有的孔孟词句和历史人物、典故消失殆尽。把这样的政策贯彻到底，就会使太平天国割断中国的历史，至少在太平天国的书籍中失去中国的历史。不仅失去古代历史，而且也失去太平天国的“近代史”--洪秀全在起义前夕曾有诗推崇明洪武（46），而在癸好三年修订《颁行诏书》时连“有明”二字也被删去，以示他们的事业与前人无关。这一切正是为了给自己前无古人的事业树立新的权威。杨秀清反对这样极端的政策，认为保留孔孟诸书和古人古事可以为太平天国效劳，这是与洪秀全大不相同的。由于杨秀清有代天父下凡传言的地位，洪秀全不得不接受天父的圣旨，改一概焚禁为删后准读。但洪秀全直接领导删书，他所定的要求使删书工作极难完成；杨秀清被杀以后，洪秀全禁绝儒学和屏弃一切古人古书的态度，基本上仍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