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韵，即《诗经》（20）。这篇诏旨说明，删书之事虽以曾钊扬总领，实际上仍由洪秀全亲自主诗。他将《诗经》删改出一部分样章，命左史右史遵照删改，然后再由他审定。“刊刻颁行”，当然准许人民阅读。
    删改后准读，比之一概焚禁，是一个妥协和让步。可以说，在甲寅正月二十七日杨秀清假天父下凡后，洪秀全在甲寅二月下诏删书，实行了较为缓和的政策。
    保留真话正话、删除鬼话怪话妖话邪话，是笼统的原则。太平天国究竟如何删书？当时一些文人有若干记载。
    汪士铎记称：“贼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又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贼匪删论语，去祭祀及大而无当不可行于后世语，未知此语删否。”（21）汪士铎1853年在南京城中，是年冬遁居城外蔡村，至明年七月往安徽绩溪客居，所述见闻，“大抵皆乙丙所记”（22）。从“未知此语删否”一句来看，他所记的删书情况系得自传闻。
    记载稍详的是张汝南：“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滕、《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23）张汝南自太平军占南京至次年甲寅八月，在南京住过一年半，所记具体，似应有较直接的来源。
    张汝南报导的删改，大抵都与太平天国教义有关。“易本卜筮之书，故未流浸流于谶纬”（24），在总体上，《周易》的内容与太平天国以上帝主宰一切生死祸福之说不符，所以《周易》全书删去。《书》金滕篇叙周公旦为武王有病祝告先王愿以身代而武王次日疾瘳事，也与上帝主宰一切之说不符。太平天国以上帝为独一的神，以“神”为上帝之专称，不承认其他鬼神系统的灵体，所以要删去涉及鬼神者。《中庸》鬼神为德章：“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25）。这样的形象和作用，在太平天国只能专属于上帝；加之于鬼神，当然要删去。《左传》神降章，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26）这与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大相悖谬。《左传》石言，在太平天国看来属于“绮靡怪诞”之列，师旷籍石言讽谏晋侯大兴宫室土木（27），也与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不合。至于“上帝”加“皇”、孔子称孔丘，这是为了尊崇上帝、不承认孔子的教主、圣人地位，在焚禁孔孟和删书以前就已实行。
    张汝南虽然言之凿凿，但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不大可能如此简单。即以《诗》一种来说，上文引录洪秀全删改诗经的诏旨有只留真话、正话，删除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之语，可见删改诗经必有内容取舍问题，决不只是把“上帝”改为“皇上帝”。所以，张汝南所报导的删改，应该只是局部的而非全部的情况。全部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太平天国究竟如何删改，将在第四节续予推考。
    三
    太平天国没有留下经删改的四书五经，是否当年曾经刊刻而今佚？
    我认为，太平天国迄未刊刻颁行经删改的四书五经。
    太平天国辛酉年（1861年）颁刻的《钦定士阶条例》宣告：“文士所习之经，须钦遵圣诏，习理旧约、前约、真约诸书……至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28）可见太平天国直到1861年尚未出版经改正的四书五经。
    此后，1862年至1863年间住在南京城内的文人陈庆甲有记事诗多首，其诗注称：太平天国编“千文字、三字经、十全大吉等伪书，令小生读之。凡查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贼目某到苏开考，因出五经四书题，被诛。”（29）可见直到此时尚无经改正可供诵读的四书五经；以前的四书五经仍在严禁之列。
    1864年南京失陷，幼天王走至江西被俘，作供词说：“老子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又说：“前几年老子写票要古书，干王乃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看毕总用火焚。”（30）
    根据这些确凿的文献记载，太平天国自甲寅四年开始删书，直到甲子十四年（1864年）太平天国覆灭的十年间，始终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因而所谓删改后准读也未成为事实。
    罗尔纲先生一直认为太平天国已出版经改正的四书五经（31）。他提出的论据和见解的确应予重视和探讨，下文稍作辩证解说，以有助于对这一问题获得较正确的答案。
    当时一些文人关于太平天国删改诗书的报导，并不能证明太平天国已经出版过删改了的诗书。最重要的反证当然是前引《钦定士阶条例》。太平天国迄未出版改定的四书五经而有人报导了删书的情况，这是不难解说的。太平天国删书，上须洪秀全披阅审定后才能刊行，下有通文墨的官员主持，另有许多书手任缮写之役。据张汝南记载，卢贤拔曾主删书衙，“择能文书手佐之”；又记关于“起事前及现在乱迹”的一本书稿的略况以及后来洪秀全下诏此书不用书手抄写。书手要抄写文稿，应当能够见到大多数的文稿，因而未完成或未审定的删书稿就有可能被外面闻知或流传。可以推测，张汝南记删书情况系得自书手，或者他本人曾充书手。但张汝南所记的删书情况，特别是《诗》的删改情况，与洪秀全诏旨的要求不符，这就证明他所闻见的只是删书过程中局部的或初步的情况，与经披阅后刊刻颁行有很大的距离。至于汪士铎所记仅得自传闻，更不是已经刊行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