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1828--1912），是“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人。他最早组织幼童赴美留学，鼓吹“教育救国”，被誉为近代“留学生之父”；他积极参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等运动，以此来改革中国政治；他主张引进西方科技，为国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以便振兴民族实业；他关心同胞的命运，反对外国侵略。为达到把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变成“少年新中国”这个目的，他一生奔走国事，死而后已，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以往的学者太多注意研究容闳组织赴美留学和传播西方文化，但我们认为，容闳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且是近代伟大的爱国者，他晚年所写的自传《西学东渐记》集中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一、实施“教育计划”，主张“教育救国”
    1854年，刚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为了实现他萦怀梦牵的“教育计划”，匆匆返回故国。在他看来：“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餟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容闳《西学东渐记》，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引自斯书）他认为，中国进行国际交流、指挥海陆军队、管理海关，都需要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人才。要培养人才，就需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他希望“以西方之学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了实现这个“教育计划”，容闳多方奔走，既求助于美国驻华公使，又结交中国权贵，不敢稍怠。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各级官吏的昏庸，容闳的努力均未成功。他并不恢心，继续努力。为了寻求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曾国藩对此事的帮助，容闳不惜为曾赴美购买办“洋务”的机器，终于赢得曾的赞许。在曾国藩领衔上奏后，1871年8月，清廷采纳容闳派遣留美学生的建议。 容闳为之苦心孤诣、奔走呼号16年之久的“教育计划”终于如愿以偿。
    按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120 名幼童将分四批奔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留学。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幼童30名， 由陈兰彬率领从上海启航赴美。为了帮助幼童更好地学习西方文化科技知识，此间容闳亲任留学事务所的副监督。他对留学事务尽心竭力，整日东奔西走。但是，清政府朝令夕改，听信谗言，从1881年8月21日起， 让留美幼童分三批提前返国。尽管如此，本世纪初年，这批留美生在经过艰苦奋斗后，逐渐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商业界的知名人物，或者成为工厂、铁路、矿山、建筑等部门的技术骨干。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北洋政府中任国务总理、外交总长的唐绍仪、梁郭彦等，就是这次回国的学生。派遣幼童留美对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对中国走向近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1〕。对此，容闳功不可没。
    二、参与进步运动，谋求社会发展
    容闳一生热衷沟通中西文化，推动“西学东渐”，“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为了达到救国的目的，凡是他所经历的中国近代具有进步性的政治运动，他都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旨在改良中国社会，“谋求全中国之幸福。”
    容闳参与进步运动首先表现在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情、支持和赞扬。1860年，容闳亲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南京进行实地考察。耳闻目睹，使他深深地认识到，太平天国革命是清政府残暴统治的结果，他“许太平天国之举为正当”，并深表同情。不仅如此，他对太平军官兵纪律严明，安抚百姓，发展生产的行为赞不绝口。在考察中，他还亲谒干王洪仁玕，提出“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良好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七项建议。容闳还表示，如果太平天国能采纳他的建议，他愿为之效力。容闳的这些建议中，除了第六条中的“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的内容外，都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是“容闳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一个身受西方文明教育的人所能贡献给人民的最好建议。”〔2〕同时， 他的建议和太平天国后期纲领性文件--洪仁玕写的《资政新篇》基本吻合。在清政府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看成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之类的时代里，容闳还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作用，认为此革命“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3〕
    其次表现在容闳积极参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容闳就和康有为、梁启超认识，并极赞赏支持变法的光绪帝，说：“光绪当亲政后，颇思改革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足使京内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他甚至认为“后人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容闳视康有为、梁启超为同路，赞成改制维新。当时中国正处在甲午战败之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加深之时，他心忧国事，决定留居北京，为国尽力。他在北京的住所，“一时几变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1898年9月，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派领袖遭到捕杀。容闳有支持变法、隐匿党人之嫌，被迫南逃上海。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逃至西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指使唐才常在上海邀集社会名流，召开“张园国会”，组织新政府，拥戴光绪皇帝执政。在这个会议上，容闳被推举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容闳起草了一个英文的对外宣言，提出不承认清朝政府的统治，给人民以立宪的自由等主张。但不久，唐才常被张之洞杀害，清廷通缉容闳，容闳逃至香港〔4〕。
    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容闳客居美国，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当85岁高龄的容闳接到孙中山请他归国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工作的来信时，他为祖国的新变化感到万分高兴。自己虽身老病重，不能回国，却令其儿子归国效力。容闳的救国之心、爱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