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秘典》把清朝的“清”，写作“k24i201.jpg”。天地会《会簿》中确有此种写法，不过，据我所知，那是晚清时才出现的。迄今发现的天地会《会簿》中，无论是现存最早的“姚大羔本”（嘉庆十六年清吏所搜获）、道光五年的“杨氏抄本”，或是“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均未把清写作“k24i201.jpg”。到了清末，天地会为了表示“满无头，清无主”，才把“满”写作“k24i202.jpg”，把“清”写作“k24i201.jpg”。所以在萧一山辑录的“晚清粤人手抄”本《西鲁序》中，才出现了“k24i201.jpg”字。
    2.《秘典》中出现了“同盟会”字样。众所周知，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才建立的革命组织，康熙或嘉庆年间的人，如何能知道后世会出现“同盟会”？
    3.《秘典》中收录的许多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的语录，特别是有关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语录，在清初康熙年间尚不为人们所广泛了解。到了晚清，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由于被革命党人大力宣传，才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就连罗炤本人也对《秘典》中收有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人的语录，感到“费解”。众所周知，王夫之在世时，并不像后来那样著名，就连罗炤也说“王夫之名声大著，是晚清以后的事，”“在道光时期之前，几乎淹没无闻。”特别是《秘典》中还抄录了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一书《太和篇》中的一段话，更能说明“秘典”产生于何时。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等著作，在他生前并未刊刻成书， 直到同治初年才由曾国藩广为搜集，刻成《船山遗书》 280卷。康熙四十一年或嘉庆二十三年的人，是不可能见到， 如何能将其抄入在《秘典》中呢？罗炤也承认，黄宗羲的一些先进思想，如《秘典》中引用的“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才产生强烈影响的，那么，康熙或嘉庆时的抄录者，又如何对之如此重视呢？这只能解释为抄录者是晚清辛亥革命时期的人。
    三、关于诏安长林寺遗址和万五道宗的遗迹
    近年来持“万五道宗说”的学者，论证“万五道宗说”的另一根据，是在福建诏安找到了长林寺遗址和万五道宗的遗迹。而天地会《会簿》中又提到长林寺与达宗和尚。于是认定诏安长林寺便是天地会《会簿》中提到的长林寺；万五道宗便是《会簿》中提到的“达宗”和尚，他为了“反清复明”而创立了天地会。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从大量史料来看，万五道宗和“万姓集团”并非如持“万五道宗说”所认为那样，是所谓“矢志抗清”的英雄，而是地地道道的拥清派。
    众所周知，万姓集团最早乃是明末崇祯年间在福建诏安二都的一个为反抗当地豪绅地主压迫而结成的武装集团。《台湾外记》记载：顺治七年五月，“诏安九甲万礼从施郎招，率众数千来归。”于此条之下注曰：“礼即张要，漳之平和小溪人。崇祯间，乡绅肆虐，百姓苦之，众谋结同心，推要为首。时率众统踞二都，五月来降。”〔23〕万姓集团在当地靠打家劫舍为生，占据着诏安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拥有四五千人，是同明朝政府对立的武装集团，万五道宗乃是这个集团的“运筹帷幄”者。明亡后他们接受了郑成功的招安，许多人还成了郑成功的高级将领。这时，万姓集团虽然可以归入抗清阵营，但是，随着清政权对全国统一的逐步完成，万姓集团权衡明郑与清政府的力量对比后，很快便走了“叛明（郑）降清”的道路。事情的导火线，是郑成功听信了“谗言”而疏远了万姓集团。原来，万姓集团的万大即万礼在郑成功打南京时，兵败逃跑，“忙不及去甲溺死”。初以战殁上报，遂将其牌位供入昭忠祠，后来事情真相被揭露，万礼的牌位被撤，引起万姓集团的怨恨。但“万姓集团”失去郑成功信任的真正原因，乃是他们此时正在准备叛郑降清。据蔡禄部将陈华说，当时蔡禄“业已遣人投诚”，而且降清之谋“事已八九”。当郑成功闻知蔡禄、郭义暗通清将黄梧后，便令二人“带全师过台”。并密谕洪旭说，蔡、郭“若尊令则无他意，如迟延观望，急除之。”洪旭接谕即差人往铜山（今东山），“着二镇带本部，配所坐船只即往台湾。”郭义“遂整船欲东”，蔡禄与其部将陈华、罗栋相商对策，陈华便说：“（降清）事已八九，岂可半途而废。”罗栋担心“二爷（指郭义）不允”，蔡禄便令罗栋“速差人往海澄公（清将黄梧-引者。）处为要。”加紧降清步骤，并差人去请郭义。郭义来到后，蔡禄劝说：“国姓信谗，以大兄之故。又怀疑我兄弟二人，我业已遣人投诚。我去，汝能保其无恙呼？不如俱去何如？”此时郭义并不想降清，便说：“大兄虽不死于战而溺于水，实亦没于王事，非同谋叛者，与汝我何干？而至相疑至此？”正当蔡禄被郭义说得无言以对时，先期从诏安长林寺来到东山策划降清的万五道宗，便愤怒地“击榻”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则必离，今者藩来召，是疑之渐也。况台湾新辟，荒凉之地，去者多不服水土，此决不可去。若召而不往，非臣子之礼，势难两立。七弟所见甚是，宜从之。”此时，郭义仍“尚踌躇”，道宗便“复迫之曰：自古英雄弃暗投明，若当断不断，乃妇人之仁也。”〔23〕在道宗的策动下，在郑成功军中充任高级将领的蔡禄、郭义，终于降清并成为清军总兵。其后，“万姓集团”的成员，大多降清并成了高官。罗炤也承认说：“道宗主谋蔡禄与郭义降清之后，万姓十八弟兄大部分投降清朝了，现在知道的有叶冲、陈升、黄靖等人作了清军的总兵，曹英作了副将或总兵。”〔24〕大量事实表明，万五道宗和万姓集团的主要成员，根本不是什么为了“反清复明”的“抗清志士”，而是一些认为“反明降清”乃是“弃暗投明”〔25〕义举的拥清派。既如此，道宗作为一个万姓集团中“反明降清”的主谋人物，为什么还要冒着杀头危险，去建立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呢？对此，持“万五道宗说”者辩解说，万五道宗是否创立天地会，与他降清的政治立场“是两回事”，因为“同是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空间，因其背景不同，可能有不同的政治表现，这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何况人是会变的。”并且说这乃是“辩证法”。〔26〕当然，人确实是会“变”的，不仅蔡禄、郭义和万姓集团主要成员都“变”了，吴三桂、洪承畴也都“变”了。可是，这与“辩证法”又何干呢？按照这位作者的逻辑，一切叛变降敌行为都是符合“辩证法”的，岂不荒唐！如此“辩证”地看问题，实前所未闻。按照“万五道宗说”的逻辑，天地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而万五道宗正是基于这种政治立场，才创立了天地会。怎么能说“万五道宗是否创立天地会”，与他主张降清的政治立场“是两回事”呢？持“万五道宗说”者，正是在万五道宗降清一事上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坚持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建立，创立者乃是矢志抗清的英雄；另一方面，又无法解释“天地会创立者”万五道宗认为反明降清乃是“弃暗投明”义举的政治立场，所以才对万姓集团降清之举，加以“辩证”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