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1952年12月1 日在斯大林办公室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自19次代表大会以后改称为政治局），讨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医疗事件中的破坏行为和国家安全部存在的问题。由于大规模地开展排斥和打击犹太人的活动，1952年初迫害犹太人的事例已经司空见惯了，而现在为什么矛头突然转向批评国家安全机关呢？原来是因为他们公布了所谓“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被认为是打乱了斯大林的部署，在会上斯大林慷慨陈词，可视为斯大林长期以来反犹的心态和观点的大暴露。以下为马雷舍夫1952年12月1日日记本上的记录：
    “斯大林同志，12月1日。
    我们取得的成绩越大，我们的敌人将越是要千方百计地对我们进行破坏。我们的人民在我们巨大成绩的鼓舞下往往忘记了这一点，出现了一些好心人，办事马虎，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斯大林类似的想法和说法， 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实际上从1937年起他就不止一次地表露过这些观点，但是总书记这一次说得更加坦白。马雷舍夫记录了斯大林的原话：
    “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狭隘民族主义者认为，是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够成为富翁和资本家等等。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是美国人。在医生中有很多这样的犹太狭隘民族主义者。”
    随着斯大林这些国际主义理论“意外的新发现”，紧接着就是严厉批评国家安全的主管部门，斯大林还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称之为“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安局）。他说：
    “‘格别乌’不能使所有的组织免除危险，他们对自己的成绩盲目乐观，胜利冲昏头脑。
    我们有一种手段可以对付它，那就是批评和监督，但是考虑到格别乌持有国家的特殊的机密，不能采用这种手段。而且肃反工作人员本身也不愿意采用这种手段。
    应当建立某种监督和检查的机制。”
    战后斯大林插手国家安全部的工作远远超过党中央委员会或者部长会议的工作。国家安全部的侦察员们，国家安全部部长维克托·阿巴库莫夫以及接替他的谢苗·伊格纳季耶夫实际上每天都要向斯大林汇报工作。
    他亲自决定侦察员在审讯中提出什么问题，亲自决定什么时候逮捕谁，关在哪个监狱里。当然还决定案件的判决，在某种程度上斯大林实际上担负着国家安全部侦查部门首脑的责任。
    最后斯大林对自己直接控制的机构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和谴责：
    “格别乌的工作不尽如人意，警惕性不如以前敏锐，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是一群窝囊废，应当大力整顿格别乌。”
    反犹举措一个接一个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斯大林如此光火呢？因为党在宣传方面的行动和整个国内政策和干部政策的反犹太主义的性质都要暂时地掩饰起来。当然当时这些举措都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不宜于作公开宣传。他们为了把犹太人排除出党和国家的各种岗位，制造了种种口实。而反对“世界主义者”的宣传运动无疑是发出了第一次信号，紧接着杀害了世界知名的犹太人戏剧导演米霍埃尔斯，解散和逮捕了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对委员会的诉讼程序从1952年5月至7月，1952年8 月根据委员会的案件被判处有罪的13人，全部被处以死刑。
    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的诉讼，归结到一点是对他们是犹太人的诉讼。
    米霍埃尔斯死后到斯大林逝世前已经清除了所有的能够清除的犹太人的机构--犹太人剧院、犹太人报纸、杂志、出版社，以及一切犹太人的文化载体。
    被逮捕者遭到致命的拷打，有的人直接死在狱中。审讯需要他们供出一些严重的问题，如准备谋害斯大林，进行间谍活动或者破坏活动，而这些人虽然遭到严刑拷打，怎么也编造不出这方面的情节，因为他们只是在剧院演戏的演员，写诗作文的诗人和作家或者献身科学的科技工作者。
    国家安全部选拨了一批干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其中有个上校叫科马罗夫。后来他也遭逮捕。他在回忆自己光辉业绩时说：
    “我特别仇恨犹太人而且对犹太狭隘民族主义者毫不留情。我把他们视为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当我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后，激起我对他们的无比仇恨，我恳求你们，请允许我带着对敌人固有的仇恨，为了清算他们的罪行，为了挽回他们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向他们复仇。”
    侦察员们深信不疑犹太人自古以来的罪孽，他们天生的犯罪倾向以及他们随时准备出卖祖国的意念。这是斯大林告诉他们的，他们是按照他的亲自指挥行事的。
    事情不止于此，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又制造了国家安全部内部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案件，逮捕了克里姆林宫的九位医学专家，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斯大林的保健医生维诺格拉多夫院士遭酷刑惨死于狱中，1953年 1月起就大张旗鼓地开庭审理所谓“医生谋杀案”。总书记决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说明判决的理由，毋庸置疑：所有的犹太人都是敌人和美国间谋，因而消灭苏联犹太人已列入国家计划，在临近第三次世界大战前负有保证国家安全的责任。
    斯大林的辞世避免又一次荒诞的暴行
    反革命案的公告已见报，尚未来得及审判，只因领袖去世而幸免。
    正是这个时期（从1952年底到1953年初）涉及到准备把苏联的犹太居民驱逐出境赶到中亚和远东去，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全部真相，像他对待某些人一样。有的历史学家说，没有文件，但是相关的文件仍然是有的。
    政治局有一个关于筹建容纳15～20万囚犯的新的集中营的决定，表面上说是为了收容战争罪犯。但是在国内有这样大数量的战争罪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根据各方面的迹象，这是准备把犹太人驱逐出境。如果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谋，那么怎么能不惩治他们呢？领袖的逻辑将导致一场新的灾难--消灭苏联犹太人。仅仅因为斯大林的辞世，才阻止了实现斯大林时代又一次荒诞的暴行。
    （原载俄《新时代》1998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