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和解，是在二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法德两国为恢复和发展各自经济，重建西欧，摆脱大国控制和防止新的战争悲剧重演而作出的共同努力，是战后西欧、乃至世界政治格局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为推动法德和解，法德两国的领导人都曾作出过艰苦的、不懈的努力。其中，最突出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法国的戴高乐将军与连任联邦德国四任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
    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阿登纳很注重从历史出发来研究及处理法德两国的关系。从近代以来，法德两国一直为争夺欧陆霸主地位而厮杀不休，结下了深深的仇怨。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是法国征服德意志的一次尝试”（注：波特金等：《外交史》（上），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45页。）；法国大革命期间，德意志人多次参加反法同盟；1870年普法战争正式爆发；一战期间，两国边境硝烟弥漫；二战期间，两国之间再擂战鼓。二战以后，目睹德国战败的惨状，阿登纳深深地感觉到，法德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善，必须走出冤冤相报的怪圈。因此，早在20年代初，他就开始谋求法德和解。当时他的想法是使两国“在经济领域中建立起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安纳丽丝·波萍迦：《回忆阿登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6页。）；而且，事实上，“两国的工业界建立起了接触”（注：安纳丽丝·波萍迦：《回忆阿登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6页。）。然而，纳粹在德国的上台，使法德和解的火花稍纵即逝。战后，德国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国际处境更为艰难。为了摆脱艰难的处境，阿登纳再次拾起他以前关于法德和解的构想，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法德和解的思想。他认为，法德和解是欧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是联邦德国走出外交困境，获取主权和实现经济复兴的重要途径，也是未来欧洲一体化的基石，是推动西欧联合的核心力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阿登纳审时度势，纵横捭阖，终于使法德两国消除了历史积怨，两国关系也从“破冰解冻”发展到最终和解。
    为了便于说明阿登纳在法德和解进程中的作用，我们把战后的法德和解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然后分阶段进行阐述。第一阶段：1949-1952年，这是法德关系从“破冰解冻”到最初实现和解的时期，标志是《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的生效；第二阶段：1953-1957年，这是法德和解在艰难中前进的时期，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法德和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第三阶段：1958-1963年，这是法德关系较为顺利、迅速发展的时期，1963年《德法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法德和解的最终完成。
    一、从“破冰解冻”到《欧洲煤钢联营条约》
    从阿登纳出任联邦德国总理时开始，他就极力主张法德和解。他在1949年11月3日利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机会，发表了著名的“破冰解冻”的谈话，表示愿意和法国重建合作友好关系。他说：“我决心要以德法关系作为我的政策的一个基点。……和法国的友谊将成为我们政策的一个基点，因为它是我们政策中的薄弱环节。”（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87-288页。）11月7日，阿登纳向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发表谈话，再次呼吁德法谅解。
    在阿登纳看来，法德和解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必要性来讲，联邦德国虽然已于9月20日正式成立，但是它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军队，安全没有保障；萨尔问题还未解决；法国的反德情绪依然存在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西欧联合，而西欧联合首先要解决法德两国的紧张对立的关系。从可能性来讲，阿登纳发现并认为，由于冷战的发展，法国的对德强硬政策发生了变化。正如舒曼所说：“从1948年起，一种建设性的合作、逐步走向增强信任的政策代替了受到约束和互不信任的政策。”（注：舒曼：《战后法国的对德政策》（R.Schuman,Foreign Policy towards Germany Since The War），伦敦1953年版，第9页。）第二个可能性在于，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将支持法德之间关系的改善，这主要体现在美国从1947年起就采取“压”和“抚”的手段迫使法国改变它的对德政策。第三个可能性在于，阿登纳清楚地知道，法国国内有一批人士积极主张改善法德关系。这些因素的存在，无疑有利于德法关系的改善。
    同时，这一阶段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法德和解的进程。尤其是战后出现的两件大事，即“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使得法德等国都感到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为共同对付苏联，它们不得不要求改善相互之间关系。朝鲜战争是美苏“冷战”以来的第一次热战，战争的爆发使西方更加惊慌，它们担心类似的事件会在欧洲发生，也希望法德和解，稳定西欧。“冷战”也使得美国十分重视欧洲。而欧洲要发挥作用，法德两国之间的携手合作至关重要。因此，美国不断给法国施压，迫使法国改变它战后初期强硬的肢解德国的政策。“冷战”的思维模式给法德和解提供了契机。
    立足于国际国内形势，阿登纳是从下面这些方面着手来推动法德和解的。
    首先，阿登纳自联邦德国成立时起，就不断地提出法德和解的建议。早在1949年11月，阿登纳曾两次呼吁德法谅解。1950年3月7日，阿登纳在接见美国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时提议，建立法德联盟，“并把它视为消除萨尔问题及其他问题上的分歧的一种手段”（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4页。）。在3月21日第二次接见史密斯时，阿登纳更是提出了实现法德联盟的具体措施，即从“关税和经济着手，使两国逐渐结合”（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7页。）。他认为，“通过这样的步骤，法国对于安全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同时也能够制止德国的民族主义抬头。”（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8页。）阿登纳的这些姿态，一方面为联邦德国本身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地位及国际舆论上的好评；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使了法国为改变处理德国问题上的被动地位而采取新的策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