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舒曼计划”之所以在1950年5月9日就被提出，客观上正是受到阿登纳这些建议的影响。因为法国感到，如不即刻行动，那么面对德国的建议，法国将在以后处理对德问题上更加难以占据主动地位。“舒曼计划”提出后，阿登纳迅速表示“由衷地赞同”。该计划的核心是建议法德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以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的管辖之下。而煤钢的联营将使“法德之间任何战争不仅会成为不可想象的，而且物质上也将是不可能的”（注：转引自比诺：《欧洲统一的倡导者，法德和解与欧洲》（P.Binoux:Les Politiques Etrangeres Francaises），巴黎1972年版，第174页。）。
    1951年4月18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在巴黎签字，1952年7月25日正式生效。条约的生效，密切了联邦德国与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为与法国永久和解奠定了基础。该条约“使法德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最后的纠正”，“庄严地和最终地结束了两国人民过去由于互不信任、竞争……所造成的彼此一再兵戎相见的状态”（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6页。）。该条约的生效，可以看作是法德初步实现和解的标志。
    其次，为了推动法德关系，阿登纳于1951年4月11日作为联邦德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第一次访问巴黎。他说：“我有意选定法国首都作为我第一次正式访问的地方，是想借此证明，我把德法关系看成是解决任何欧洲问题的关键。”（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9页。）也许有人会说，阿登纳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参加《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的最后一次讨论和签字仪式。但是，阿登纳作为联邦德国的总理出访巴黎，本身就能说明法德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而且，在访问期间，他同舒曼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无疑有利于两国达成共识，促进和解。
    再次，阿登纳很注意斗争策略，他能很好地运用既妥协又斗争的策略，既保证德法和解的顺利进行，又不使德国在有关重要问题上丧失太多的利益。这主要表现在一直“像梦魇一样压在法德关系上面”（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8页。）的萨尔问题的解决。萨尔问题由来已久。西德成立之后，法国继续谋求控制萨尔，并把这看作是“对付复兴的德国的最后的保障，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关键”（注：维利斯：《法国、德国和新欧洲》（F.R.Willis:France,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1945-1967），加利福尼亚1965年版，第71页。）。阿登纳政府上台之初，对法国在萨尔的所作所为采取了克制态度，没有采取任何过激行为。然而，法国却得寸进尺。1950年3月3日，法国同萨尔政府签订了一个一揽子协议，共12个协定。协议规定：立法、行政和司法实行自治的萨尔，在经济上与法国连在一起，法国租借萨尔矿50年等。这个协定“促进了萨尔脱离德国和并入法国的进程”（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6页。），在联邦德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阿登纳政府不得不在3月10日发表一份备忘录以示抗议。备忘录指责法国对萨尔实行“变相吞并”。然而，阿登纳从法德和解的大局出发，还是不想把同法国的关系搞僵。他在备忘录中也多处提出具有同法国妥协意图的建议，即通过在“欧洲范围”内德法之间的联盟来解决萨尔问题。他认为，“只要实现了舒曼计划，萨尔问题就会无形中得到解决。”（注：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84页。）后来，在关于煤钢联营的谈判中，阿登纳成功地阻止了萨尔以第七个成员国加入其中，并使法国同意萨尔的最后地位应待和约决定这一原则。总之，正是这一既妥协又斗争的策略，才使得萨尔问题没有阻碍法德和解的正常进程，又为以后德国收回萨尔创造了条件。
    最后，阿登纳能正确地对国际局势进行分析，并相应地采取决策，使得在法德和解的同时，又为西德获取主权创造了条件。这主要表现在1952年5月26日和27日《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的先后签订。《波恩条约》最重要的是结束了被占领国的体制，《巴黎条约》的签订则使联邦德国在重新武装的道路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既然在德国重新武装这个最敏感的问题上都能达成协议，无疑这也就意味着法德和解在继续前进。这两个条约的签订，正是由于阿登纳紧紧抓住了西方国家对“冷战”局势的担忧。他知道，西方国家在“冷战”的形势下，决不会让苏联把联邦德国夺过去，从而打破欧洲的均势。可以说，正是联邦德国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和经济、军事方面的潜力，使得阿登纳在这些条约的谈判中拥有了最有力的筹码，从而大致达到了目标，既保障了法德和解的方向，又为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的平等一员创造了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中的法德和解有一个特点，即法德和解与西欧联合是相伴而行、共同发展的。法德和解作为西欧联合的核心与基石促进了西欧联合，而西欧联合则反过来更加巩固了法德和解。
    二、从萨尔问题到《罗马条约》
    形象地说，这一阶段的法德关系是先掉入波谷，而后又艰难地爬上了波峰。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的国际局势紧密相连。1953-1955年，“冷战”以来尖锐的紧张局势呈缓和态势，而1956年国际局势又再度紧张。与此相对应，法德和解也是先抑后扬。从1953年起的国际缓和局势，一方面使西方认为同苏联直接军事对抗的威胁减弱，另一方面也使西方认为可以通过与苏联达成协议来维持欧洲的和平，“左右西方外交政策的那些纯粹军事上的需要，此时已不再具有同样的紧迫性”（注：德里克·W·厄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76页。）。这种缓和的局势，也使法国对德法和解变得有些漫不经心，它认为可以同苏联直接达成协议来解决安全问题。同时，法国开始在萨尔问题上积极行动，甚至一度把解决萨尔问题作为法国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先决条件。这样，法德和解从1953年一开始就走入低潮，并随着1954年8月30日法国对防务共同体条约的否决而一度中断。只是由于1956年国际局势的再度紧张，使西方发现“冷战”仍是冷冰冰的现实而再一次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最终导向《罗马条约》的签订时，法德和解才又再次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国际形势的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一阶段内，影响两国和解的主要是萨尔问题和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这两大难题。阿登纳从推动欧洲联合的大局出发，谨慎地解决了这两大难题，在法德和解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