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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搜集了大量资料，证明了《辽史》中所记载的“阻卜”，在其他史籍中均被称为“鞑靼”（达旦、达怛、塔塔）。（注：王国维：《鞑靼考》，《观堂集林》卷14，中华书局1959年版。）而冯承钧先生则通过进一步研究得出结论：辽金时代的阻卜，至少包括札剌儿、克烈、塔塔儿等部落，或者兼有主儿勤、乃蛮等部落。辽代的北阻卜就是克烈部。（注：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原载《辅仁学志》8卷1期，又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港版。）陈得芝先生则根据新的资料证明了阻卜即达旦，并且辽代人本身也称当时漠北的部族为达旦。他指出：《辽史》中有“北阻卜”、“西阻卜”、“西北阻卜”、“阻卜札剌部”等等名目，可见“阻卜”（达旦）一名是对西北边境诸部族的总称，它包括许许多多各有自己名称的部落。例如，札剌部就是元代史籍所载的札剌亦儿部，而《辽史》中的北阻卜无疑应是元代史籍所载的克烈部。（注：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在宋辽夏金元时代的史料中，常见到鞑靼或阻卜与西夏发生联系的记载：宋咸平六年（1003年）正月，宋真宗下诏赐丰州龙移、乞克族（《宋史·党项传》作“昧克族”），并说：“迁贼（指李继迁）屡为龙移、乞克所败。此族在黄河北数万帐，东接契丹，北接达靼，南至河，与大梁、小梁相连。或号庄浪昧克，并语讹尔。”（注：《宋会要辑稿》“边州·丰州”条，中华书局1957年版。）大梁和小梁即当为《宋史·党项传》所记载的大凉、小凉，“上（指宋真宗）闻贺兰山有小凉、大凉族甚盛，常恐与继迁合势为患”。大梁和小梁族与西夏关系密切，常常成为西夏的属部。而龙移、昧克族也与西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西夏叛服无常。在当时，西夏也常通过龙移、昧克及大梁、小梁族与鞑靼发生联系。据《宋史·夏国传》的记载，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次年，在给宋朝的表文中曾声称，“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服”，此处元昊所说的张掖和交河分别是指当时的甘州回鹘和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已被西夏征服，故西夏势力已与高昌回鹘接壤，但并未能征服高昌回鹘，所以元昊所说的“莫不从服”显系夸张。但这也至少说明此时的西夏已与吐蕃、鞑靼、高昌回鹘等民族政权接壤或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此后，有关鞑靼（阻卜）和西夏发生关系的记载则更多地见诸于史籍。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六月，元昊闻契丹欲伐西夏，乃遣使臣窊邑改使阻卜请兵，“阻卜猷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窊邑改来，乞以兵助战，从之。驻跸永安山。以将伐夏，遣延昌宫使耶律高家奴告宋。”（注：《辽史》卷19《兴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重熙十八年（1049年）十月，“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阻卜诸军至贺兰山，获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属，遇夏人三千来战，殪之”。（注：《辽史》卷20《兴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由此看来，在西夏的初期，鞑靼（阻卜）的势力并不是很强盛，他们多依附于辽朝。西夏也想借鞑靼人的力量来抗击辽朝。
    至辽朝后期，鞑靼的势力日益强盛，大力对外扩张自己的领地，并对西夏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宋朝对鞑靼也很重视，企图利用他们来牵制西夏。1084年六月，宋神宗手诏大臣李宪：“回鹘与吐蕃，近世以来，代为亲家，而回鹘东境与鞑靼相连，近日诸路探报多称夏人苦被侵扰。若因二国姻亲之故，乘汉蕃连和之际，假道通信，厚以金帛抚结，俾为我用，则亦可争张彼之兵力，不得悉南下，不为无助。况闻鞑靼之俗，犷悍喜斗，轻死好利，素不为夏人所屈。……”对此，李宪则上奏曰：“以今夏贼之强固不逮叶蕃，若以青唐、回鹘、鞑靼连横之势，岂易以枝梧？况鞑靼人马犷悍，过于西戎，兼于夏人仇怨已深。”（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6“元丰七年六月己巳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册，第8301-8302页。）这说明鞑靼与西夏经常发生冲突，双方积怨较深，所以宋朝想利用鞑靼并联合回鹘和青唐吐蕃的势力，共同对付西夏。
    夏崇宗乾顺统治初期，鞑靼的势力已非常强大，他们常常攻入西夏的北部边境。1092年三月，宋朝西北边将从归降的西夏人处得到情报：“有塔坦国人马于八月（指1091年）内出来，打劫了西界贺兰山后面娄博贝监军司界住坐人口孳畜。”后来，宋朝边将又得到详细情报：“塔坦国人马入西界娄博贝，打劫了人户一千余户，牛羊孳畜不知数目。”为此，宋朝边将向宋神宗上奏：“夏国叛命，违天逆理，宜取诛灭。其西南则有邈川，东北则有塔坦，皆其邻国，今不能和辑而并边侵扰，此盖天人所不容之效也……今若于河东或邈川界求间道，遣使至塔坦，陈述大宋威德，因以金帛爵命抚之，使之出兵攻扰夏国以与邈川相为犄角，则蕞尔之国，三处被患，腹背受敌。”（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元祐七年三月丙戌”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册，第11238页。）西夏的娄博贝监军司驻于何处，学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从这条史料来看，其地必在贺兰山附近。贺兰山是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天然屏障，元昊建国之初，就曾在贺兰山驻兵五万以镇守。而这时鞑靼的军队竟然攻入了贺兰山附近，可见其势力之强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鞑靼入侵西夏娄博贝监军司时，也正是辽朝西北路“阻卜”酋长磨古斯发动大规模叛乱之际。据有关史料的记载，磨古斯是“阻卜”各部势力中最强大的一个酋长，辽大安五年（1089年）由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荐举，辽朝任命磨古斯为“阻卜诸部长”。大安八年（1092年），磨古斯叛辽，阻卜各部群起响应。直至寿隆六年（1100年），磨古斯才被辽军俘获，送往辽廷处死，阻卜的叛乱才被平息。（注：《辽史》卷24-26《道宗纪四、五、六》；卷96《耶律挞不也传》；卷97《耶律斡特剌传》；徐炳昶：《阻卜年表》，《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上揭冯承钧文、陈得芝文。）据学者们的研究，磨古斯就是克烈部著名首领王汗的祖父马儿忽思·不亦鲁黑汗。（注：上揭冯承钧文、陈得芝文；又见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由此看来，1091年鞑靼人入侵西夏的行动，应当与北阻卜（克烈部）所掀起的反抗辽朝统治的叛乱有一定的联系。
    西夏夏仁宗统治时期（1140-1193年），鞑靼与西夏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西夏著名法典《天盛（1149-1169年）改旧新定律令》卷4《边地巡检门》中载：“与沿边异国除为差派外，西番、回鹘、鞑靼、女直相和倚持，我方大小检引导过防线迁家养水草、射野兽来时，当回拒，勿通过防线。刺史、司人亦当检察，若不回拒，有住滞时，守更口者中，检主管徒六个月，检人徒三个月。”（注：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西夏天盛律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关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修订与颁行，学者们推测当在西夏天盛（1149-1169年）初期。法令中的这条规定不仅反映了当时西夏与鞑靼接壤，而且也说明了当时鞑靼人常常越过边界进入西夏游牧、射猎，为了加强管理，西夏统治者特在法典中专门设列了惩治条例。西夏皇陵出土有大量汉文和西夏文残碑，据考古工作者的发掘调查，皇陵的第8号陵即为夏仁宗仁孝之墓。（注：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载李范文著《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此文又收入《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此墓出土的汉文残碑中也多次出现“鞑靼”的名称，编号M2D:8的有“大破之虏”、“鞑靼”，M2D:105有“北塞鞑靼”、“变俗用夏”，M2D:278+438有“（贺）兰马蹄峰”、“年北鞑靼”。（注：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译：《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图版38、48、53。）从碑文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的鞑靼在贺兰山一带的活动是比较频繁的，且他们与西夏人的接触也很密切。碑文的记载与西夏法典中的有关记载正可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