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于清初统治者，尤其是顺治、康熙两帝，对传教士及西学相继连续采取了优容礼遇及吸收引进的政策，使西学东渐的势头并未因明清鼎革而中断，西方科学文化在清初得以进一步传入中国，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
    1、天文学。1644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的耶稣会士汤若望，把《崇祯历书》删为103卷，改称《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政府，受到采纳，赐名《时宪历》予以颁发通用，从此“言历者，莫不奉为俎豆”，后来何国宗、梅觳成编《御定历象考成》时仍以此书为基础。此外汤若望在清初还继续撰有《西洋测日历》、《历法西传》、《新历晓惑》等大量天文著作。
    康熙年间继任钦天监正的南怀仁，在传播西洋历法知识方面，也颇多贡献，他不仅改造了北京的观象台，淘汰了元明时的旧仪器，代之以大部分由南怀仁自己监制的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以及简平仪、地平半圆日晷仪等仪器，以适应清代天文历法已采用360度制和60进位制的需要①，并著有《灵台仪象志》一书，详细介绍上述仪器的制造、安装及使用方法，书末并附有用此仪器新测的全天星表。除天文仪器外，南怀仁还在汤若望所制200年历表的基础上推算出康熙2000年内的天文数据，编为《康熙永年历法》，为以后天文观测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在南怀仁之后，法国人戴进贤修改《灵台仪象志》，重新测算星表，至1752年编成《仪象考成》一书。该书以1725年英国修订再版的《佛兰斯梯德星表》为底本，经实测编成，不仅使星表的精度提高、星数增加，而且对《灵台仪象志》中的星名系统、归属星座、星号等都做了大量调整，由此形成的星名系统使中国由传统星象开始向国际通用星象衔接或过渡，后经道光年间增删修补，编成《仪象考成续编》，再经清末民初承传，一直沿用至今②。
    2、数学。1723年出版的《数理精蕴》，是清初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主要成果。它从1690年开始，在张诚、白晋等人为康熙讲授数学译稿的基础上，由梅彀成、明安图等人负责汇编，到1721年脱稿，历时31年。雍正元年（1723）同《历象考成》42卷、《律吕正义》5卷合称《律吕渊源》100卷，正式出版。
    《数理精蕴》主要内容是介绍17世纪初以来传入的西方数学。其中上编第2、3、4卷为《几何原本》，其内容虽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大致相同，但著述体例差别较大，显然出自另一系统的几何学著作。第5卷《算法原本》讨论了自然数的性质，是小学算术的理论基础。下编第1至30卷为实用算术，第31至36卷为借根方比例，介绍当时传入中国的代数学知识。第38卷介绍对数比例，详细地介绍了英国数学家耐普尔在1614年发明的对数法，并介绍了对数制作的三种方法。下编后的表4种8卷，包括素因数表、对数表、三角函数表和三角函数对数表，此外还介绍了西洋计算尺，这是我国最早关于计算尺的介绍，成为清代学习研究西方数学的重要书籍，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学者在吸收西方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消化吸收，开展独立研究，在天文和数学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有梅文鼎、王锡阐、明安图。如梅文鼎，一生致力于天文学、算学研究，成书70余种。其中数学方面内容涉及算术、代数、几何、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等初等数学的各个分支，为当时“仅见”的杰出学者。王锡阐，著有《晓庵新法》6卷和《圜解》1卷。前者在对中西历法透彻研究的基础上，吸取两者优点，提出计算日月食初亏、复圆的方位角的正确方法，独立发明计算金星和水星凌日的方法，还提出计算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的方法等等，这些均比过去的中西方法有所创新。后者则主要讨论三角八线的性质与两角和差的正弦、余弦公式。这两部著作对我国天文学、数学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明安图“积思三十余年”，用连比例方法，把法二等分一段弧，与西法所传三等分一段弧相结合，证明了法国传教士杜德美1701年到北京后传入中国但未得到证明的“圆径求周”与“弧求弦、矢”三个级数展开式，此外他自己还发现创立了六个公式，合为“九术”，从而在晚年草成《割圆密率捷法》这一名著。③在欧洲解析几何尚未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明安图仅用其所了解的几何学知识，证明了杜德美所传入的三个展开式的理论根据，做到“发其自得之义，不期而与作者相遇”④。这项研究对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深入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3、地理学。1708年由康熙亲自领导进行的中国全国的测绘工作，是世界测绘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这项工作由法国教士白晋、雷孝思和杜德美等人率领，采用西方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和梯形投影法，先从长城测起，前后费时30年，在全国及藩属共分有641处作为测量点。这次测绘在世界科技史具有非常意义。第一，是尺度的规定。康熙帝在测量中为统一长度单位，规定以200里合地球经线一度，每里1,800尺，每尺长度等于经线百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形体来定尺度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法国在18世纪末才有以赤道之长定米（公尺）制的长度。第二是发现经线一度的长距不等。如北纬47度比41度处测得的每度经线的长度大258尺，由此得出了纬度越高，每度经线的直线距离越长的结论，这些结果实际上是为地球扁圆说提供了证明。而在18世纪初的西方，正是牛顿地球扁圆说与卡西尼长圆说彼此争论、尚未定论的时候，牛顿的扁圆说却已为中国大地测量的数据所证实。因此，康熙年间组织的全国地理大测绘，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流是毫不过分的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