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测绘制成的《皇舆全览图》绘成后，先后用汉、满两种文字和木版、铜版出版过三种版本，均作为秘件藏于内府。但其副本却被法国传教士费隐寄回巴黎而在世界广为流传。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本世纪初曾将此地图与《康熙永年历法》，并誉为“康熙时代增饰文化之双璧”。⑥德国当代学者研究此图也认为，这样伟大的工作，“不只当时欧洲从来就没见过，就是直到今日，东方地图之绘制及出版，都还是用这份图作根据。”⑦足见此图影响之深远。
    4、医药学。清初西医、西药的流传，较之明末也有很大发展。西药的介绍，明末就有熊三拔著《药露说》一卷，附于《泰西人身说概》卷末，是最早讲解西药制造技术的著作。此外《泰西水法》，卷四《药露》和艾儒略的《西方答问》，也都有部分篇章涉及西药制法。清初西方药物学的专书《本补》，由墨西哥方济各会士石铎琭传入，书中内容分石类、水类、木类、草类、兽类、虫类等。自康熙患疟疾，经传教士洪若翰用金鸡纳治愈后，西医、西学便受到康熙帝的非常重视而在中国进入实用阶段。1699年，精通外科而又善于制药的托罗斯人罗德先，为康熙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此外精于制药和手术的罗怀忠也多次奉召入宫，充任御医。
    西医在清初的流传，值得一提的是白晋和巴多明合译《人体血液循环和但尼斯的发现》，可惜未刊印，仅有抄本流传于北京⑧。法国人皮理的《人体解剖学》，康熙也命法国传教士巴多明译成满文，后又译成汉文。此书译出后也只藏于宫内，未能面世。清人研究西医，成绩较著的则有康熙时期的王容翰，1688年著《医学原始》四卷，其中第二卷采用了艾儒略《性学述》、高一志《空际格致》和汤若望《主制群徵》等书中的西方医学理论。
    5、音乐。清代在音乐方面主要是西洋乐理，特别是五线谱的传入。由于康熙帝对西洋音乐颇有兴趣，为“彻其根源”，曾命德理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⑨，也就是在宫廷内由传教士向皇子们讲授西洋乐理。为了强调讲授乐理的重要性，康熙还曾命宫内太监首领张起麟传旨说：
    西洋人得里格教的徒弟，不是为他们光学弹琴，为的是要学律吕根原，若是要会弹琴的人，朕什么样会弹的人没有呢？如今这几个孩子，连乌、勒、明、法、朔、拉六七个字的音都不清楚，教的是什么？你们可明明白白说与得里格，着他用心好生教，必然教他们懂的音律要紧的根原⑩。
    上面所讲的“乌、勒、明、法、朔、拉”，就是现在乐谱中的1、2、3、4、5、6六音，这段资料表明，康熙的几位皇子，已在向传教士学习五线谱。
    西洋乐理传入后，1713年康熙又诏令编纂《律吕正义》一书，共分五卷。前四卷是“御纂”，主要对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加以整理；第五卷即《律吕正义续编》，由徐日昇、德里格合编，专门论述西洋乐理，并绘有插图，是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洋乐理的专著。该书所述乐理，一为乐音谐和，一为曲调编排，即五线谱的制作。由于该书所论乐理简要易明，又图文并举，故尔读后“使谈理者有实据，而入用者亦有所持循”（11），因此不论在乐理上，还是在实际演练上，都有所裨益，是一部把乐理和实用结合起来的西洋音乐著作。
    6、语言。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设立俄罗斯馆，为学习俄文的机构，初称俄罗斯学，后称俄罗斯文馆，简称俄罗斯馆，康熙命招收满族子弟在馆内学习俄文。雍正年间又另设西洋馆，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西洋馆正式成立，由巴多明主持，后由宋君荣继任，该馆招收满族子弟学习拉丁文，宫廷内译作喇第诺或喇体诺。俄罗斯馆与西洋馆的次第成立，为培养中国自己的外语人才，促进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
    清初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引进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另一方面，由于清初对西学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并因此而阻碍或滞迟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清初统治者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出发，对西学的吸收引进，一直施行“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政策。阮元对此曾解释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愈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12）。所谓“议论夸诈迂怪”，被视为“异端之尤”的西方学术，指的不只是西方宗教，也包括带有资产阶级新学性质的西方文化。防止除科技知识之外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免与儒家文化发生冲突，这就是清朝统治者的所谓“深意”。后来康熙对李光地谈到所以禁教时，也说：“汝可知近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13）一旦骂了孔夫子，同儒家文化发生冲突，即使身怀“技艺”，也不能容许，必须绝对禁止。正是在这种“禁传其学术”政策的指引下，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往往被视为异端学说而禁止翻译引进，使清初人们对西学的认识大大落后于明末，就是自然科学方面如与中国古训相背，也同样被嗤为“夸诈迂怪”而陷于厄运。哥白尼日心说被视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14），即为典型一例。
    第二，在自然科学的吸收引进上，又往往存在重实用、轻理论的倾向，缺乏明末徐光启等人那种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引进和“但欲求其所以然之故”的理论进取精神（15），致使所翻译的书籍在学术价值上大不如明末。例如在《几何原本》的翻译上，徐光启因受其严密理论体系吸引，从“度数之宗”、“众用所基”的高度，认识到这本书能弥补中国传统数学理论薄弱的不足，因而克服严重的语言障碍，“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稿”（16），终于译成前六卷。他以未能译完全书为恨，生前曾发出“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竢焉”的感慨（17）。康熙时期本可继承徐光启的遗志，“续成大业”，但康熙在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法国数学家巴蒂斯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之后，却决定组织力量翻译后者，致使《几何原本》的后六卷又拖了二百多年，到近代大数学家李善兰手中才得以完成。对此，陈寅恪先生曾不无惋惜地评论道：“夫欧几里得之书，条理系统，精密绝伦，非仅论数论象之书，实为希腊民族精神之所表现。此满文译本及数理精蕴本皆经删改，意在取便实施，而不知转以是失其精意”（18）。“节取技能”、“取便实施”的功利主义，结果造成“失其精意”，致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同世界科学技术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