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即便属于技能方面的吸收引进，清初时期也往往限于内廷及皇帝周围少数一些人，且译完的西方著述多置于秘府，未能推广流行，形成风气和潮流。例如康熙年间所进行的全国地理大勘测，最后绘成的《皇舆全览图》，尽管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图之一，但图成之后却藏于深宫，测绘方法也秘而不宣，因此对中国当时地理学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至于译述的西方书籍，如《人体解剖学》等等，由于只供康熙在宫中学习赏玩，不准民间公开，就更未产生任何实际社会效益。
    第四，更糟的是，“西学东源”说的提出，限制了人们对西学的深入学习，阻滞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传教士为了取悦康熙，故意把代数学译为“阿尔热巴达”，转译为“东来法”，亦即“中国法”。康熙于是据此断定：“夫算法之理，皆出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又对梅觳成讲解借根方法时谕之为：“西洋人名此为阿尔热巴达，译言东来法也”等等（19）。康熙所说的阿尔热巴尔或阿尔热巴达，实则均系Algebra的译音。据《中西闻见录》第8号《阿尔热巴达附考》，“亚喇伯国算学书有名曰阿喇热巴尔，爱阿喇莫加巴喇（Aljabrwal Muqaoalan）者，考其立名之意，即补充法亦相消法。阿喇者，其也；热巴尔者，能也，分数变整数之算法也；莫加巴喇者，相对也，相等也，即互相调换之意也。”（20）
    这个纯系子虚乌有的所谓“东来法”，经康熙谕旨钦定之后，一些学士文人便纷纷鼓噪附和，大数学家梅文鼎首先声称：“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实源于中法，大哉王言！”他还加以注解说，帝尧时和仲“宅西”，畴人子弟散处西域，“遂为西法之所本”（21）。《数理精蕴·周髀经解序》也称，西方传教士所精通的数学，皆为“中土所流传”，这是由于“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到了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人们更断言西方地理、天文、历法皆源出《周髀算经》，称该书博大精微，“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源。”（22）阮元则进一步断定：西人“九重本诸天问，借根仿自天元”，八线“无异于元朝授时历草”，其地圆之说，“为曾子十篇注释天圆之意，亦即周髀日行之意”等等（23），遂使“西学中源”论风行于清初。
    在上述“西学中源”说的影响下，人们对西学的学习吸收，不再象明末那样，以“会通”、“超胜”为目的，缩短中西科技差距，与西方并驾齐驱，而是以“复古”为目的，力图把西学纳入中国儒学体系。为此他们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中国古典文献当中咬文嚼字，追本溯源，去寻找西学之“根”。加之康熙晚年大力提倡复古学风，并编纂许多庞大的丛书类书加以引导，使许多学者受此影响，大都从通经博史入手进行考据，到乾隆嘉庆时代便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这些人虽然在整理中国古代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种整理工作大多是训诂、校勘、辨伪、辑佚，其研究往往只限于个别问题，很少有人作全面的整体性研究，因此其最大成就，只是把古代的资料诠释清楚，而实际上不少人连诠释工作也未做好。这种学风结果不是推进而是限制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
    第五，清初的西学输入，又往往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兴趣所左右。顺治帝宠信传教士，康熙帝酷爱西学与自然科学，西学的输入遂得以畅通无阻。康熙之后，随着最高统治者个人兴趣的变化，清代的西学东渐便随之受到影响而日渐衰落。如雍正虽对西洋技巧特别偏爱，可说极尽其声色犬马之娱（24），甚至留下了头戴西洋假发的画像，在中国皇帝中可谓绝无仅有的一例，但对西学本身，其兴趣却与乃父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加之传教士介入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支持了雍正的政敌，因而使其对传教士颇多恶感，其政策便由康熙朝的倚重变为冷落，甚至驱逐。至于乾隆，他本人虽兴趣广泛，且才华出众，文武兼通，但对自然科学却一窍不通。尽管他处处模仿祖父，意欲步武康熙，但对西学的造诣实在可怜。因而对西学的兴趣，也就大为索然，难以大力提倡了。
    与清代最高统治者个人兴趣变化相映成趣的是，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热情也发生了转移，即其重点已由西学东渐演变为东学西渐。而且这个变化在康熙朝即已发生，尤其在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明显，他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科学与工艺方面的学习研究，并对东学西渐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其贡献已大大超过西学东渐。这样，清初的西学输入在仍以传教士为主要为媒介的历史条件下，便不能不受到影响和局限，康熙以后西学输入的势头减弱，以致到雍正驱教而中断，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释：
    ① 《清史稿》，卷272，本传。
    ② 伊世同：《徐光启和晚明仪象》，《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79页。
    ③ 阮元：《畴人传》，卷48，明安图。
    ④ 陈际新：《割圆密率捷法》序。
    ⑤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213页。
    ⑥ 稻叶君山：《清代全史》，上册，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