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由否认，在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绅士阶层本身也发生着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动。变动的实质及其趋向，预示了一个旧存阶层的衰退和新生阶级成长的社会变革风暴的迫近。但从整体而言，绅士阶层毕竟属于传统而不属于未来。就近代绅权的扩展和辛亥革命前后绅士们的实际作用而言，社会给予它的希望太厚重了：维新派的政治改革以绅权为起点，清政府的新政和地方自治也由绅士们上下其手，立宪党人的政治渴求更是由绅士们来实现，革命党人的基层政权建设又何尝能摆脱绅士力量的制约……然而，以传统的力量来肩负新时代的重托，它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与其固有的社会地位及其属性不是相去甚远么？历史的重负需要足够的历史过程去消磨。“绅权”作为“民权”代表或具体化，是近代中国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现状的表现，它并不具有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最终目标的价值。梁启超“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的主张，就预言了“绅权”的过渡时代的“暂存”的历史命运。但是。思想家可以预言历史，却不能决定历史。“绅权”的消亡只能伴随着绅士阶层的消亡而实现。
    注释：
    〔1〕孙宝煊：《忘山庐日记》上册，第178页。
    〔2〕〔3〕《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年4月）， 《梁启超选集》，第75页。
    〔4〕张德彝：《使英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卷11，第296-297页。
    〔5〕〔6〕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2编， 第16页；第1、8、9页。
    〔7〕〔8〕经元善：《拟筹甲午义兵饷始末记》，《居易初集》卷1，第48、53页。
    〔9〕〔10〕郑观应：《论议政》，《郑观应集》上，第103页。
    〔11〕〔14〕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00、407页。
    〔12〕《梁启超选集》，第76页。
    〔13〕〔17〕〔28〕〔32〕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 第349、349、448、449页。
    〔15〕皮锡瑞：《皮鹿门日记》，戊戌正月二十五日。
    〔1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湖南广东情形》。
    〔18〕黄遵宪：《论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
    〔19〕《阜辕批示》，《湘报》第3号，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
    〔20〕《湖南保卫局章程》，《湘报》第7号。
    〔21〕黄遵宪：《人境庐书札钞稿》。
    〔22〕《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湘报》第25号，第97页。
    〔23〕〔2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697、667页。
    〔24〕《宪政编查馆等奏拟订各省谘议局并议员选举章程折》，《东方杂志》第5卷，第7期。
    〔26〕《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388页。
    〔27〕《清实录》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册，第841页。
    〔29〕卢仲维：《广西辛亥光复与谘议局的激进特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0〕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