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庭经营工商业多是从行商开始做起的。因为行商冒的风险大，相对来说利润较高。《初刻拍案惊奇》卷8记载了一位苏州百姓王生，为婶母杨氏养长大，他“商贾事体，是件伶俐。”杨氏对他说道：“我身边有的家资，并你父亲剩下的，尽勾营运。待我凑成千来两，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王生欣然道：“这个是我们本等。”后来王生被劫，只愿在近处经商，杨氏却说：“男子汉千里经商，怎说迷话！”同书卷29还讲述了一位“专一在湖广江西地方做生意”的浙江商人蒋生，追求马少卿的女儿，自报家门道：“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马少卿则说：“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反映人们对行商地位的看重。
    宋明时的一般家庭等到积攒够一定的本钱，便开店设铺，经营各种工商业务，约略如下：第一，经营饮食业。古代家庭最普遍的是开设一些饭店酒楼，高级者如南宋杭州的熙春楼、三元楼、赏心楼等，每楼各有“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奢华”。低级者如茶肆、饭馆、小酒店，饼店等。第二，经营旅馆业，北宋汴京州桥，“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注：《东京梦华录》卷3，《大内前州桥东街巷》。）大户人家也经营客店。赵普“广第宅，营邸店，奇民利”。（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六月条。）第三，经营零售业。《初刻拍案惊奇》卷8曾讲：景泰间，苏州府吴江县有个商民，复姓欧阳，“家道不富不贫，在门前开小小的一个杂货店铺，往来交易，（姐夫）陈大郎和小舅两人管理。他们翁婿、夫妻、郎舅之间，你敬我爱，做生意过日子。”是一幅和美的家庭营生图景。第四，经营租赁业。北宋首都开封不少的市民家庭都经营租赁业务，《东京梦华录》卷4《杂赁》载：“若凶事出殡，自上而下，凶肆各有体例，如方相、车辇、结络、彩帛，皆有定价，不须劳力，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以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南宋杭州的情况亦同：“凡吉凶之事，自有所谓‘茶酒厨子’专任饮食请客宴席之事，凡合用之物，一切赁至，不劳余力、虽广席盛设，亦可咄嗟办也。”（注：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6，《贷物》。）第五，经营典当资信业，明代家庭多开当铺或解铺，因其获利多而风险小。《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高赞“年少惯走江湖，贩卖粮食，后来家道殷实了，开起两个解库，托有四个伙计掌管，自己只在家受用。”《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讲宋开封府“万万贯财主”张俊卿，此人“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质库。”第六，经营存诸业。南宋杭州“有慈元殿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于水次起造榻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货物，并动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极为便利。盖置塌房家，月月取索假赁者定巡廊钱会，顾养人力，遇夜巡警，不致疏虞。”（注：《梦梁录》卷19，《榻房》）第七，经营修理业。东京市民“其锢路、打铰、箍桶、修整动使、掌鞋、刷腰带、修幞头帽子、补角冠”（注：《东京梦华录》卷3，《诸色杂卖》）皆有人为。第八，经营手工业。唐以前，工商食官，工匠俱有匠籍，为官府所控制，没有经营自由，家庭手工业多以“女织”为主* 规模难以扩大；宋明以后，尤其是明代实行“班匠银”以后，手工业者获得相对的自由，可以自主经营，并将所产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明人张瀚的祖先即“以机杼起”，从一张织机，发展到二十几张织机，“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注：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据《万历野获编》卷28载，苏州的潘某也是“起机户织手”，终于富“至百万”。万历时吴小洲一家在南京开了一个糟房造酒，居然发展到“一二万金之产”。可见，自从宋代发生“商业革命”以后，中国古代家庭经营范围日趋广泛，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统天下正在为工商业逐步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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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以前，家庭财产的经营方针主要是节俭和量入为出。所谓“皆粗布之衣，脱粟之饭。”“中食而肉不足。”
    而宋明以后，经营方针有了一定的变化，增加了以诚信为本的经营方针，这与古代家庭投资方向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宋明之前多经营土地，故较少与人打交道，宋明以后家庭经营范围扩大到工商业，与顾客打交道的机会日益增多，故强调以诚信相待，吸引顾客。宋代东京家庭经营的“正酒店”，对于顾客就以诚相待，一视同仁，“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注：《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北宋京师东京樊楼旁有户人家开设的小茶肆，熙丰间有士人李氏入肆饮茶，遗金数十两于桌，后数年，李氏复过此肆，主人弄明其身份和核对遗物后，如数奉还：“集众再问李片数称两，李曰：计若干片若干两，主人开之，与李所言相符，即举以付李。”李氏欲分一半与之，主人坚辞不受，说：“小人若重利轻义，则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天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也。”此店主人还把历年“收得人所遗失之物，如伞、扇、衣服、器皿之属甚多，各有标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遗下者”，以便送还。（注：明·陶宗仪辑：《说郛·摭青杂说》。）其诚信待客，实堪楷模。古代有些家庭对顾客的意见十分重视，若雇员在上菜时，“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注：《东京梦华录》卷4，《食店》。）对雇员故然严苛，但对顾客则是十分负责的。北宋大观末年，蔡京归浙右，乘舟过新开湖，叫来一艘正在打渔的小艇，“戏售鱼可二十髭，大小又勿齐。问其直，曰：‘三十金也。’”遂“使左右如数以金畀之”。不料没过多久，渔人又急趁大舟赶来，曰：“始货其鱼，约三十金。今乃多其一，用是来归尔。”蔡京笑而却之，渔人再三不可，“竟还钱而去”。（注：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3。）以上发生在饮食、租赁、渔业、手工业等各个方面的诚信经营，反映了古代家庭经营活动中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经营方针。
    在社会转型期，家庭经营方针不免出现泥沙俱下的状况，唯利是图就是宋明以后流行的一种不健康的经营思想。唯利是图的表现有很多，其一，偷税漏税，以权谋私。明弘治年间北京的“势要京官之家，或令弟侄家人买卖，或与宿商大贾结交，经过税务，全不投税。”（注：《明实录·孝宗实录》卷22。）他们还强取豪夺，“勋戚之间纵令家人开设店肆，邀截商人货物。”（注：《明实录·孝宗实录》卷117。）其二，色情相招，不顾风化。南宋时有的家庭经营“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注：《都城纪胜·酒肆》。）临安市西坊的潘节干、俞七郎几家开着茶坊，“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有的家主为了赚钱，竟让妻子卖淫。明小说讲，徽州岩子街边有一个小酒店主叫做李方哥，为了得到十五两银子，“开个兴头槽坊”，便令妻子陈氏与嫖客程朝奉淫乱。其三，刻剥掺假，偷梁换柱。明代小说《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一当铺主“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兼将解下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又凡质物值钱者才足了年数，就假托变卖过了，不准赎取，如此刻剥贫户，以致肥饶”。其四，伪造假帐，狠心独吞。《二刻拍案惊奇》卷16《迟取券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索剩命》讲宋淳熙年间。明州的夏主簿与富民林氏共出本钱经营酒店，由林家管理，但林氏“连夜叫八个干仆，把簿籍尽情改造，数目字眼多换过了，反说是夏家透支了”，并贿赂州官，反告夏氏，从而独吞了合伙人的股份和资财。上述家庭经营中充斥的铜臭味和奸诈气，是原始积累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尽管已“人心不古”，但却开始了其“近世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