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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手段是指家庭在经营方针指导下，采用的经营管理方法，在这方面，宋明以前与以后相差较大，反映出文化转型的某些轨迹。
    手段之一，订立契约，完善手续。在传统伦理思想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中国人为人处事都讲诚信，一般借钱或办事都以诚相待，不打借条，不立契约，但宋明以后，由于家庭经营业务的扩大和商品意识的增强，按契约办事已成为习尚。如置买田地，宋代袁采就强调应该先找经纪人“牙家”，掌握对方将卖田产的详细情况，小心核对，看有无法律上的障碍：“索取阄书砧基，指出丘段围号，就问见佃人，有无界至交加，典卖重叠。次问其所亲，有无应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经分析、或系弃产，必问其初，应与不应受弃。如寡妇卑子执凭交易，必问其初，曾与不曾勘会。如系转典卖，则必问其元契。己未投印，有无诸般违碍，方可立契，如有寡妇幼子应押契人，必令人亲见其押字，如价贯年月、四至亩角，必即书填，应债负货物不可用，必支见钱，取钱必有处所，担钱人必有姓名，已成契后，必即投印。”（注：宋·袁采：《袁氏世范》卷3，《治家·田产宜早印契割产》。）如《二刻拍案惊奇》卷16讲，宋绍兴年间，庐州合江县赵氏村陈祈家因故打算先将田产典给本村富户毛烈，认为“产业交关，少不得立个文书，也要用着个中人才使得。”乃找大胜寺高公做中人，订了典卖赎还的契约，后陈祈欲赎回田产，将原价银两一一交明，毛烈昭数收了进去，却谎称原契在其妻手中，要求过一天再找还契约。陈祈要他“写一张收票与我。”毛烈以不会写字和“我与你甚交情”为由推辞。过后毛烈翻脸不认帐。陈祈一忿之气，告到县里，结果县吏丘大只摇头说：“说不去，许多银两交与他，岂有没个执照的理？”毛烈则“把交银的事一口赖定，陈祈其实一些执照也拿不出。”知县也说：“当官只凭文券；既没文券，把甚第做凭据断你？分明是一划混赖。”下令杖了陈祈二十个竹篦。小说之意，在于提醒人们重视契约合同。
    手段之二，注意宣传，重视推销。唐以前，家庭经济仅仅是男耕和妇织，产品多是自给自足，不存在扩大销售问题，也就不太重视产品的宣传；宋明以后，家庭经营工商业日益增多，故经营手段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清明上河图》可见，张伞卖饮料的，悬挂着“饮子”的小布招牌；大酒店门口结着高高的彩旗，彩旗上标着“新酒”二字，门前写着“天美之禄”四字，均注重广告宣传。北宋“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注：《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据《梦梁录》卷16《茶肆》所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均重视经营环境。节令促销是当时各家各户采用的常法。如宋东京“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斾”；“九月重阳，都下赏菊……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古人还重视开业优惠，如宋宣和间，丰乐楼改修后，“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注：《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主动推销是宋代小本经营者的促销手段，如“有卖药或果实萝葡之类，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注：《东京梦华录》卷2，《饮食果子》。）
    手段之三，聘请专才，协助经营。唐以前，富家大户多雇佣农民为其耕田地，有些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很重；而宋明时期，家庭经营中出现了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上门协助经营的情况，而且其人身关系是自由的。如明小说《初刻拍案惊奇》卷35讲，宋时贾仁发财后“请着一个老学究，叫做陈德甫，在家里处馆，那馆不是教学的馆，无过在解铺里上些帐目，管些收钱举债的勾当。”显然其人身关系是自由的。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个“运用经济力量的地方甚多”的朝代，在民间亦复如此。宋明家庭在经营手段上的发展，即一例证。
    中国自宋代起开始了其“近世化”的历程，同时也开始了其文化转型的进程，家庭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韦伯认为，西方的新教伦理中勤奋、俭朴等观念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虽没有新教，但却不乏勤奋和俭朴精神，如《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着东京市民起早贪黑在早市和夜市上贩货的勤劳状况。中国人一直强调“勤俭为成家之本”，反对“侈靡骄奢，博奕饮酒、宴安懒惰”，深知“若人心一懒，百骸俱怠，日就荒淫而万事废矣”（注：清·张师载：《课子随笔》卷2，《何氏家规》。）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成近代资本主义，原因固然很多，但政治制度未能配套发展，一直是困挠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主要问题。家庭经济向资本企业发展，未有法律上的保障，故不少家庭“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费正清等指出，中国自宋代“商业革命”以后一直固守着传统不变，有一个重要原因乃是“社会领导阶层效忠于传统，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必须与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所谓丰富的经验模式相适应”，所以他们对前所罕见的民间日益壮大的家庭商品经济无所适从，除了混水摸鱼地捞一把，加重其艰辛困苦外，并没有相应对策使之健康发展，致使古代的家庭经济未能在原始积累基础上，正常地发展成具有近现代性质的企业，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在近代门槛前徘徊，中国文化的转型也因此历尽坎坷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