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代宦官世家研究极少，唯陈仲安先生发表过一篇专论，（《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重点考证了刘弘规等几个宦官家族的情况，开创之功实不可没。然唐代权宦世家甚多，不是几个家族所能涵盖。本文依据大量墓志碑刻资料结合史籍记载，对陈先生尚未论及的一些大宦官的家族情况和宦官世家形成后的社会历史影响作一考述。
    一、上层权阉世家
    （一）仇氏家族。仇士良，《新唐书》有传，然对其家世却记述甚少，郑薰的《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记其家世甚详，使我们知道其家族也是一个宦官世家。据《神道碑》载，仇士良为海丰兴宁人，“公之曾祖考，皇朝正议大夫、内给事、赐绯鱼袋，讳上客。……烈祖，皇朝朝议大夫、内常侍、赐紫金鱼袋，讳奉诠。……皇考，讳文晟，府君精持贞廉，高挹尘俗，位以命屈，庆因善余，厥惟楚公克振勋德，追赠特进、左监门卫将军、赐紫金鱼袋，申公之诚孝也”。可以看出仇士良的曾祖父、祖父均是宦官，其父似无官职，身份也不明确。按唐朝贯例，宦官得宠多授左右监门卫将军，赐紫金鱼袋，仇文晟死后能赠此官职，固然出于仇士良之力，但恐怕也与其是宦官身份有关，如是普通庶民，断无追赠监门将军之理。
    碑文云：“公年未弱冠，入仕东朝”。《新唐书》本传云：“顺宗时得侍东宫”。似乎仇士良是在宪宗为太子时入侍东宫的。碑文末曰：“出入七朝，显扬三纪”。仇士良死于武宗会昌三年，向前推算，应在德宗时为宦官，在东宫侍奉的应是顺宗。再从年龄上推算，据碑文载，仇士良终年63岁，应生于建中元年，其年未弱冠入宫，则在德宗贞元十六年前。另据《新唐书·顺宗纪》载：大历十四年十二月立为皇太子。故仇士良初入宫侍奉的必为顺宗无疑。可能宪宗为太子时，仇士良仍在东宫供职，所以《新唐书》才有这样的记载。仇士良在宪宗、穆宗、敬宗时期，历任宫教博士、内给事、五坊使、内常侍、平卢、凤翔、鄂岳监军使等职，并进爵南安开国郡公，地位逐渐显赫。宪宗讨伐淮西吴元济时，曾任淮西行营宣慰使，赴前线监军。文宗大和元年，入为宣徽供奉官，转内坊典内，不久迁为右神策中尉副使。次年，加右领军卫将军、内外五坊使。六年，“真拜内侍，知省事，余如故”。七年，转大盈库使领染坊，充飞龙使。这一时期最有权势的宦官是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文宗欲加铲除，慎其握有禁兵，遂倚重于仇士良的力量。史载：“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兴宁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资治通鉴》卷245 ）大和九年，任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不久，王守澄被杀，仇士良遂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宦官。《新唐书》本传说：“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文宗死后，他与另一大宦官鱼弘志共立武宗为帝，进封楚国公，迁骠骑大将军。“帝明断，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崇”。（《新唐书》卷207《仇士良传》）会昌三年， 进仇士良为观军容使、兼统左右三军。士良自知不为帝所喜，固辞不受，并请求致仕，于是退归长安广化坊私第，当年6月23日病死。
    据碑文载，仇士良有子五人，长子仇从广，宣徽使、银青光禄大夫、内给事、赐紫金鱼袋；次子仇亢宗，光禄大夫、检校散骑常侍、持节曹州诸军事、守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三子仇从源，閤门使、朝散大夫、内府局丞、赐绯鱼袋；四子仇从渭，邠宁监军使、中散大夫、内侍（疑“仆”字之误）局丞，赐绯鱼袋；五子仇从潩，“皆禀训过庭，早通诗礼，承恩入仕”。除次子仇亢宗外，其余四子均是宦官。其中长子仇从广为宣徽使，居内诸司使之首，地位显赫。仇从源为閤门使，亦是内诸司使中的重要使职。仇从渭任监军的邠宁镇，为京师西北面的重镇，担负着拱卫长安之责。故仇氏家族在文宗及武宗初期，地位尊贵，权势甚重，显赫一时。
    日本僧人圆仁所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 载：会昌四年九月，“仇军容儿常侍知内省事，吃酒醉颠，触误龙颜”，“天子怒，当时打杀，敕令捉其妻女等，流出于外，削发令守陵墓”，并抄没家产。书中未说明被杀的是仇士良的第几子。《仇士良神道碑》撰于会昌三年，次年即发生此事，能在这么短时间升至内常侍之职，只有长子仇从广（原为内给事、宣徽使），其余诸子本官品阶尚有较大距离，不可能至此。另据《资治通鉴》卷247载：“宦官有发仇士良宿恶， 于其家得兵仗数千。诏削其官爵，籍没家赀”。宦官内部矛盾斗争，也是仇家被抄没的原因之一。仇从广被杀，其兄弟们必受株连，其家族一度中落。
    据《唐故忠武军监军使正议大夫内给事赐金鱼袋赠内侍仇公（文义）夫人王氏墓志铭》载（《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4 年版。）：“仇公之夫人，太原王氏之女也。公讳文义，皇朝终忠武军监军使、内给事、南安县开国男，……其族系之盛，勋阀之高，备于前志矣”。又说：方今“惟仇氏，惟王氏，家声赫弈，枝源蝉联，世嗣忠贞，共建勋绩”。众所周知，唐代宦官家族中仇姓者唯仇士良一族最为显赫，此外再无别的仇姓宦官显达者，故《墓志铭》中所说仇氏当与仇士良为同一族。且仇文义与仇文晟连名，当为同辈兄弟，仇文义诸子名皆以“师”字相连，与仇士良之“士”字音同，亦应为同辈之人。仇士良封爵带南安字样，与仇文义相同，说明其籍贯为同一地。王氏死于大中二年十月，四年正月入土，为宣宗统治时期。《墓志铭》说仇氏“家声赫弈”，当是仇氏家族地位再次回升的反映。
    史载：初，宪宗纳李锜妾郑氏，生光王怡。李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盖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上（指武宗）性豪迈，尤所不礼”。（《资治通鉴》卷248）宣宗为文宗、武宗叔父，二帝如此对待， 其心中愤怒自不待说。宣宗之所以能即皇帝位，完全出自宦官的力量。即位后一反武宗所为，将武宗宠信的宰相李德裕及其党一一贬逐，仇氏家族为武宗所破，宣宗出于逆反心理，同时又感于宦官拥立其即位，为仇氏平反是完全可能的。《通鉴考异》引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云，宣宗在藩时，为武宗所忌，派人沉于宫厕，为宦官仇公武所救。又引尉迟偓《中朝故事》，云宣宗为文宗、武宗叔父，为其所忌。一日，击鞠于禁苑，武宗目示仇士良加害于宣宗，“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然后命宦者抬入神策军中，谎奏云：“落马，已不救矣！”后密放其为僧，游于江表间。（《资治通鉴》卷248 ）司马光认为这些事皆鄙而无稽，故不取。具体事实也许不实，但所反映的宣宗在藩时的窘迫境况却是可信的。二书均提到仇姓宦官对宣宗的帮助，可能是他们当时对宣宗确有某些关照，后人著书即将这些事附会在他们身上。其中仇公武不见于史志碑刻，也许是仇氏大家族中一个地位不显的成员，故不为世人所重。以上情况说明宣宗即位后为仇氏平反决非没有缘故。据《墓志铭》载：仇文义共有4子6女，长子仇师约，左神策军云阳镇监军、宫教博士；次子仇师礼，右神策军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三子仇师本，掖庭令；四子仇师雅，荆南节度押衙。其中二人为宦官。6个女儿有5个嫁给其他宦官，所谓“枝派蝉联”，确非虚言。直到昭宗天复三年正月，有一个名叫仇承坦的宦官从宣徽南院使提升为右神策中尉。（《资治通鉴》卷263）很可能仍是仇氏家族成员，只是世系情况由于史料缺乏， 尚搞不清楚。由于仇氏家族情况复杂，故附表于后，可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