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平稳中继续深入展开。公开出版的论著中：周一良将多年来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论文重新结集成《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6月版）一书，更便于研读。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为深入，颇有新意。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8 月版）对东汉末年以后的经学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8 月版）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当时的民族状况。李培栋《魏晋南北朝史缘》（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则是作者的论文集。长沙走马楼东吴简自发现后，即在海内外引起普遍关注。胡平生、宋少华《新发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重大意义》（《光明日报》1997年1月14日）指出， 走马楼出土的吴简数量惊人，其中完好或基本完好的长50厘米左右的大木简即有2000枚以上，至少有150万字左右，超过了《三国志》的总字数， 且主要是经济类文书，仅据已清理的数十块木简来看，便知其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对研究吴国经济史、券书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简册制度及长沙历史地理学有极重大的意义。随着清理工作的展开和研究的深入，其价值将越来越显珍贵。另据不完全统计，有约180 篇论文散见于国内各种刊物，基本覆盖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以下就研究情况作一分类扼要综述。
    一、政治
    政治史一直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分量最重的，本年度也以这方面论文数量为多。
    制度方面：张旭华《试论北朝前期的奴隶主贵族官职世袭制》（《郑州大学学报》第3 期）一文认为：北魏前期的选官制度由内侍官选任制、大师小师制、荫任制及领民酋长制四部分组成，确保了拓跋权贵的世袭政治特权，加强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同时也维护了北魏前期在边境及塞外推行的种族奴隶制，这些制度是与其奴隶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护军制”是魏晋南北朝时较有特色的制度。吴宏岐《护军制起始时间考辨》（《中国史研究》第4 期）一文不同意高敏关于护军制始于十六国前、后秦的观点，指出护军既是军职又是地方长官的名称，始于东汉末年安置氐人所设立的安夷、抚夷护军，并非始于十六国前、后秦时期。
    政治形势、事件：王永平《论袁绍集团士人的地域分野及其斗争》（《洛阳师专学报》第4 期）一文认为：袁绍集团败亡原因主要是由于其幕府中士人主要来自两大区域：以汝颍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及以冀州为中心的河北地区，他们都以地缘关系为纽带，从而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利益集团，不断进行政治、经济权力争夺。在关于是否迎奉汉献帝、南进战略与战术、拥立继承人问题上各执一辞，影响着袁绍的决策。袁绍起初尚能居中协调，以求政治平衡，但逐渐丧失中立态度和理智，一味偏袒河南乡里，压制河北人物，从而酿成内耗，终至覆灭。柳春新《崔琰之死与毛玠之废》（《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 认为，在建安年间的曹操集团中，崔、毛是主典选举的重要人物。二人分别出自河北、兖州，归属曹操对时机不同，崔琰在破袁后，毛玠则早为操所用。两人掌典选时志趣相投，配合默契，但具体职责“分工”不同。曹操分别用其所长，使自己的治国方针通过选举环节得以实现。崔琰之死、毛玠之废起因于曹操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各有因由，两人政治倾向的差别导致结局不同。方诗铭《〈隆中对〉“跨有荆益”的策划为何破灭（论刘备和关羽对丧失荆州的责任》（《学术月刊》第 2期）一文指出，《隆中对》是刘备霸业的蓝图。第一步“跨有荆益”，占据长江中上游的刑州、益州是刘备霸业的基础。关羽失荆州后，“跨有荆益”的策划完全破灭，致使《隆中对》成为一纸空文。关羽当然应承担责任，但不可否认，刘备也不能辞其责。该文论证了章太炎看法：刘备与关羽有矛盾，刘备为除去关羽不惜假手孙权将关羽置之于死地。
    陈寅恪先生曾认为，司马氏代魏是“士大夫阶级”对“阉官阶级”斗争的结果。封海清《曹马之争辨析--陈寅恪先生说献疑》（《云南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对此说提出异议。 该文认为在汉末群雄纷争中阉官阶级已不存在，曹操自起家至统一北方的整个过程中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充分合作。对儒学的态度，曹魏和司马氏也基本一致。曹马之争的实质是世家大族与皇权的斗争。
    栾贵川《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新论》（《中国史研究》第2 期）一文认为，由盖吴起义而导致的太武灭佛并非偶然，有其内在必然性。太武在位前期崇佛，后期抑佛、灭佛，到晚年又有所缓和。严峻的政治形势是灭佛的重要原因，沙门参与反魏活动则激怒了太武帝。而落后的拓跋贵族面对中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不可能做出真正的鉴赏和认识，无论崇废都出于表象、直观。太武灭佛并非一时激愤，而是由这些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
    陈群《渤海高氏与东魏政治》（《中国史研究》第2 期）一文论述了渤海高氏的家世源流及其在北魏后期的作为，认为高欢确出自高氏别支。高乾兄弟和高欢出于利害关系，借用表层的亲戚关系实现联盟。该文着力分析了高欢和高乾的矛盾，认为高欢除去高乾是高氏父子整顿内部的第一步，这一行动在东魏更为明显，但后果却导致汉、鲜卑上层统治者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