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事
    制度方面：陈琳国《曹魏都督制的渊源和定型--兼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北京师大学报》1996年第5期）一文认为， 曹魏都督制是在建安年间的战争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曹操权置都督诸军事以统领、指挥互不相属的军队。东汉以来有御史监军制度，曾或称都督，但却是监督之职，二者名同而实异。都督制度定型于曹丕代汉即魏文帝在位时，史传有明确记载。曹操为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权置都督，但对都督定型持慎重态度。曹丕鉴于即位时的严重形势，以都督诸州军事稳定局面，遂正式确定都督制。
    旷天伟《十六国时期汉人服兵役之研究》（《北朝研究》 1996第3期）指出，十六国时期胡族统治者驱使汉人服兵役的手段是征发、简点和收编。汉人服兵役一般都有逐渐变化的过程，由不服役到服兵役。汉人成为兵役对象的根本原因是建立政权的各胡族自身人数有限。有时驱使汉人服兵役的目的并不在集兵本身，而是借集兵之名行搜掠之实。汉人在胡族政权军队中数量庞大，但实际作用不应估计过高。汉人服兵役与当时的胡汉分治政策相抵触，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胡汉矛盾，使其更为复杂。北魏的汉人服兵役制度吸取了十六国教训，进行调整，发挥了显著的军事作用。
    兵制研究中论及女兵的不多见。周北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第2期）一文认为这一时期女兵并非罕见， 世兵中的妇女也是具有兵籍的士兵。在谪兵、民兵和流民军也有女兵存在。魏晋南北朝特殊的战乱环境和世兵制的盛行，导致女兵的广泛存在，他们活跃于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担负各种职责，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战役：潘民中《汲获之战是官渡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许昌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认为，汲县、获嘉之战与白马之战、 延津之战及官渡决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官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证汲获之战发生在建安五年二月袁军攻白马之后，四月曹操解白马围之前的三月间。汲获之战的战略意图一是消灭袁军别营，解除侧背之忧，二是破坏袁绍军粮基地，陷敌于困境。魏殿文《蜀汉将领东征探微》（《文史哲》第5期）对公元215年刘备率军5万东征进行分析。 史书载关羽为从征主将。该文详加考索，指出张飞、黄权也兵临沮阳，会战吴军，马超督师临沮，镇守江北。诸葛亮也亲临荆州，参赞军机。王汝涛《扣〈志〉识小录》（《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4 期）论证了《三国志》中交待不清的三个问题：街亭之战时，诸葛亮正带兵围攻上邽，故没有亲自迎战张郃，派马谡去却误了大事；汉中之战用黄忠而不用张飞于主战场，隐情是张飞与魏军主帅夏侯渊有间接亲戚关系；该文还通过姜维出骆谷、邓艾出阴平一败一成的例子，认为魏延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之策是不实际的。
    三、经济
    经济制度方面：张维训《魏晋南北朝的“三五取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 “三五取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徭役征发的一个重要形式，特点是户内丁口按一定比例抽调服役，因是临时应急之征，难以规定期限。十六国、南北朝初期这种形式遍及兵役和各种徭役。西魏时确定了每丁服役的天数，规范了徭役制度，“三五取丁”现象逐渐减少。这种徭役形式从盛行到少用、不用，在减轻人民徭役负担方面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变化。张尚谦、张萍《再释西晋的“户调之式”》（《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一文， 不同意把“户调之式”当作一种土地赋税制度的传统观点。认为西晋“户调之式”出自西晋收载“常事品式章程”的档案《晋故事》，是赋税这种“常事”的“品式”，即标准品样。它包括了一个“标准户”（一夫一妻有四百亩；丁男为户主的户）和“半标准户”，以及“标准户”（“半标准户”）交纳的赋税标准额：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而以往治史者未详查“户调式”的来源，未弄清“式”的意思，误解了“户调之式”，特别是把其中“占田”、“课田”等作为“标准户”的假定条件的规定。薛振愷《论北魏均田制产生的社会原因》（《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均田制与拓跋部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 也与当时中国北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密切相关。认为公元 451年侵宋战争后，北魏社会经济由掠夺性经济迅速转入农业经济，促使社会内部矛盾激化，各种矛盾互相交错影响汇成一个总的力量，是均田制实行的内在必然性。
    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堡和村》（《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从秦汉乡亭里到隋唐村落， 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转变。五胡入据中原与坞堡的普遍兴起，把中国社会瓦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坞堡的兴起，造成新的豪强门阀政治格局。由此产生的乡村组织为国家政权所吸收改造，是中央集权加强与门阀政治衰落的演进过程，表现出国家内在统一的深入发展。任怀国《论魏晋南北朝北方坞堡地主经济》（《烟台师院学报》第2期）一文， 分析了坞堡的出现和发展衰落过程，认为坞堡经济是一种因战乱扭变的畸形地主经济，带有军事防御性、宗族色彩的管理体系，是耕战结合的组织。在当时维护了局部地区的农业秩序，有利于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军阀的形成。杨际平《从封建庄园的最一般特征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园”、“墅”、“别业”》（《北朝研究》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传世文献未见“庄园”一词出现，今人谈这一时期“庄园制”时，显然将它与中世纪西欧和日本的庄园制相类比。文章认为当时中国土地关系并不具备西欧与日本的庄园的共同特点：（1）基本的、独特的生产和经营单位， 作为统计的对象单位，它是可以确切计量的；（2）庄园主世代领有庄园， 直接劳动生产者世代附着于庄园，庄园主与庄园的直接劳动生产者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并不存在“庄园”这一形式。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初探》（《郑州大学学报》第7期）指出，汉桓帝到献帝年间，是人口急剧下降时期，全国人口总数约为1900多万；三国前期趋于稳定，全国人口约2400万；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快速增长时期，达3700多万。王向田《盐业在曹魏恢复北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首都师大学报》第3期）指出，为恢复经济， 曹魏加强了对盐业的控制，盐利成为促进北方地区经济恢复生机的动力。盐业与恢复经济紧密结合，是盐业史上一个独特现象。
    区域经济方面：徐茂时《试论孙吴集团对苏州经济文化的初步开发》（《苏州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孙吴创业发迹于苏州， 苏州因孙吴建国而再度崛起。孙吴时苏州人口增加，生产技术改进，商业贸易发展，成为吴国两大经济中心之一。城市建设亦有发展，出现了历史记载最早的寺院和市场管理。张兴胜、盛会莲《十六国北朝河西地区的商业贸易》（《北朝研究》第1期）认为，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政治条件， 河西商贸显得突出繁荣。其发展特点是：官方贸易十分发达，货币经济繁荣，商业城市发展。河西地区商贸发展促进了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密切了中原内地与西域的联系，对巩固政权有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