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莘《南朝君主的思想倾向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重庆师院学报》第3期）认为， 南朝时期既是秦汉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宽松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宗教史上极为重要的变革时期。作者指出，史学界认为佛学兴盛为南朝一大景观的说法是不全面的；自汉魏以来，统治两汉的儒学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而受到强烈的冲击。中央帝国的肢解削弱了王朝的控制力，政治的分裂与利益的多元化打破了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转向为一个相对宽松的多元化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对儒释道三教来说都至关重要。最后作者认为，崇佛、崇道都不是南朝统治者宗教信仰的唯一选择。同一个人可以接受不同思想，信奉不同的宗教，这是南朝时期信仰多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陈国灿《略论汉魏时期的巴蜀学派》（《浙江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 在总体上考察了巴蜀学派自东汉初兴起于广汉杨门谶纬学和巴西谯氏经学，到西晋时走向衰落的过程。分析了该学派与魏晋之际中原地区相比，具有兼容经学和谶纬学的特点。孔毅、李民《魏晋玄学的衰落及其与佛教的合流》（《许昌师专学报》第2期）认为，东晋初年的批判思潮是玄佛合流的先声， 儒佛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玄佛合流的关键，而魏晋玄学独立性的丧失标志着玄佛合流的实现，玄佛合流实现后，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宗教方面：杨耀坤《刘宋初期的皇权政治与佛教》（《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南朝的政治不能称为门阀政治。从刘宋王朝建立起，就确定了皇权政治，以后各朝基本沿袭不变。作者探讨了皇权政治与佛教的关系，认为刘宋王朝的建立及其加强巩固皇权的过程中，佛教起了不小的作用，宋文帝及其后代之崇重佛教，有其深刻的原因。杜斗城《试论北凉佛教的影响》（《民族研究》第4期）认为， 在“十六国”政权中，北凉佛教对外影响更大。首先，直接影响了北魏的佛教管理和某些制度的制定，导致了云岗石窟的开凿。其次，北凉亡后其裔部仍在高昌护法弘教，促进当地佛教发展。另外，大批佛教人物南逃，影响了南朝佛教，不但解决了南方当时正在激烈辩论的“佛性”问题，而且使南方谈空说无的风气为之一变。张箭《法显乘船的国籍、数量、乘员和航经的海区》（《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 法显从狮子国到耶婆提乘坐的很可能是印度船，从耶婆提到山东青岛搭乘的很可能是马来商船，船上均没有别的中国人，归来途中也并未航行于太平洋深海。苏北庆《刘勰晚年北归和浮来山定林寺的重建》（《北京大学学报》第3 期）根据正史资料、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认定刘勰出家以后并没有“未期而卒”，而是潜归祖籍莒州，并认为很可能是刘勰创建了浮林山定林寺并隐居于此，最后死于此并葬于此。
    刘伟航《寇谦之与陶弘景道教改革比较研究》（《许昌师专学报》第1期）认为，寇、陶的活动都顺应了此期道教官方化、 成熟化和佛、道、儒三教融合的大趋势。在文化修养方面寇较陶差，改革道路上寇是官方强制推行的，陶是官方推行与个人影响并重；寇的道教活动参与政治过深，陶则有意回避政治，这是道教改革寇失败陶成功的重要原因。王青《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中国史研究》第1期）分析了佛、道职业教徒的来源与构成， 认为在中国佛教中经济原因是出家的普遍动因，大量农民投靠佛教，而道教方士都多源自官僚家庭，往往源于纯粹信仰或政治上遭受挫折。作者还考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专业神职人员的身份，认为其阶层差异是明显的，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两种宗教之间，也表现在同一种宗教的不同阶段。这种差异的不同是由于宗教的组织制度和统治者宗教政策影响的，教义只是一个极为微弱的影响因素。
    文化方面：田文棠《论魏晋思想的文化意义》（《中国文化研究》第1期）从文化生成的角度看， 魏晋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主要是由于当时魏晋三大主流思想（即魏晋名理学、玄理学、佛理学）的相继肇兴，遂使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发展轨迹无论在文化格局方面，还是在文化基础或文化精神方面都发生了新的转换。李星、刘昌安《莫将成败论三分--三国正统与历史文化传统辨（《汉中师院学报》第1期）认为， 所谓“正统”并非只在为某家王朝争正统，它已既不是专指王朝的嬗递系统，也不是去附适当时的统治者，而是一种从政治以及上层建筑各个方面所集中表现出的正统。它其实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各个方面起着统一的规范作用的力量，贯穿着历史文化的传统精神。后世是非成败功利的“扬刘抑曹”倾向，寄托着封建时代人们对于“明君”、“仁政”的追求向往。阎步克《南齐秀才策题中法家论调考析》（《北京大学报》第2 期）对南齐永明十一年的一道秀才策题加以考察，指出它深受法家学说的影响，斥责“文儒”呼吁“农战”，并有明显的“王霸兼综”倾向。作者认为：这道策题同时反映了齐武帝和王融的意见，与二人的北伐意向有关，是针对南朝浮华靡丽的文化风气而发的，体现了专制官僚政治对士族政治的抵制。南朝的如上法术论调，可补魏晋南北朝法术文学的缺环。
    史学方面：余太山《关于西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一文认为， 严格意义上正史“西域传”始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按“国”立传，记叙诸国之先后取决于各国在交通线上位置的体例由班固开创，而为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周书》、《梁书》和《隋书》等，则不再沿袭比例。陈一梅《汉魏六朝起居注考略》（《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汉魏六朝是我国史学史上的繁荣时期， 起居注正式并且大量地出现是此时期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魏晋南北朝时起居注的发展派生了新的史体--实录。实录之后又有日历、时政记。三者共同构成了宋元清史学重要部分。许福谦《陈书纪传疑年录》（《首都师大学报》第1期）是作者对魏晋南北朝人物进行纪年考察的一部分， 对《陈书》纪传人物中23人进行了生卒年考证。牛继清《〈晋书〉时误补校举例》（《固原师专学报》第4期）指出， 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对书中时误点校有遗漏。本文指出的时误类型主要有年号错误、年误、脱闫、月误、日干支误等八种类型，致误的原因有袭宋之误、讹夺、讹衍、改错、字误等五方面，并对之作了初步的条索和校勘。王记录《北朝史学与北朝政治》（《烟台师院学报》第1期）认为， 北朝史学特点在于修前代史衰落而重视当代史修撰、民族史学迅速发展，直书、曲笔对立尖锐。这与北朝政治密切相关。北朝阶级、民族矛盾制约着历史学的发展，使北朝史学带有与南朝不同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