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1943-1950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对导致或促成这种政策演变的主要因素略加分析，据此得出相应的结论。
    一、政策的提出
    1943年12月公开发表的由美、英、中三国首脑签署的《开罗宣言》宣称，“在适当的时候，朝鲜将获得自由与独立”〔1〕。应该说， 当时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基调是主张朝鲜成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的，但也为尔后的政策变化留有重要伏笔。
    美国相当重视朝鲜的战略地位。1943年11月，美国国务院领土小组委员会指出：“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美国有关”，朝鲜则因其“政治发展可能影响此种安全”而亦与美国有关〔2〕。1944年3月至5月， 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军积极“参加在朝鲜境内或邻近地区的作战行动”，为战后美国“参与朝鲜内政”和“行使国际监督”创造条件〔3〕。 如果苏军单独占领朝鲜，“美国将视这种发展为未来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威胁”〔4〕。美国国务院雅尔塔会议备忘录主张， 朝鲜的军事占领和军政府应有各盟国的代表，但美国“应该在军事占领和军政府中起领导作用”〔5〕。 美国国务院的波茨坦会议文件针对“苏联可能强烈要求在控制朝鲜事务的进程中享有领导地位”，认为“将朝鲜定为托管区并将朝鲜置于联合国的所属机构的控制之下便是合理的”〔6〕。这表明， 美国考虑的基本问题是要“控制朝鲜事务”。
    1945年8月， 美国陆军部政策处奉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简称部际协调委员会）之命起草接受日本投降的通令。博恩斯蒂尔处长“最初想按行政区划标出分界线。但是，他的办公室仅有一张却不是标有朝鲜行政区划的地图。他注意到北纬38度线从中部将朝鲜大致分为两半。因此，他决定利用北纬38度线作为划分受降区域的临时分界线，此线南北的日军将分别向指定的美军当局和苏军当局投降。”〔7〕8月15日，杜鲁门将通令内容通报给英国和苏联并获得同意。“三八线”的提出表明，它只是作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并无任何划分国家疆土的政治意义。但是，美国国务院接受“三八线”是阻止苏联力量从朝鲜北部进入南部的角度考虑的，因而“三八线”决策具有在朝鲜“遏制”苏联的政治意义。
    显然，战时美国提出的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包含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张战后朝鲜将成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一方面则准备战后对朝鲜实施以美国为主导的多国军事占领或国际托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要在朝鲜遏制苏联影响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
    二、军事占领、托管与实际遏制政策
    苏军与美军先后进入朝鲜北部和南部接受日军投降，随后分别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对朝鲜半岛实施军事占领。“三八线”从而成为美苏军事占领区的分界线。
    朝鲜人民期望日本的投降将立刻导致朝鲜的独立，而美国政府及美军占领当局推行的却是无视朝鲜人民的正当要求与行动的政策。美国政府一面向占领当局发出具体的对朝政策指令，一面公开宣布美国的对朝托管政策。
    然而，鉴于朝鲜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普遍要求自由独立和反对美国占领，驻朝美国军政府官员主张放弃托管制度，先组织亲美政权，而后兼并朝鲜北部。霍奇建议美国政府“澄清和排除‘三八线’这个障碍，以便统一朝鲜”，“发表放弃托管的明确声明”〔8〕。 本宁霍夫建议“重新考虑让重庆流亡政府返回朝鲜作为占领时期的临时政府，在盟国的担保下充当傀儡，直到朝鲜人民达到能够进行选举的稳定状况为止。”〔9〕在此种背景下，李承晚、金九等人从10月起先后返回朝鲜。11 月20日，兰登致电国务院，断言“朝鲜临时政府”是获得解放的朝鲜当然的首届政府，金九则是当然的政府首脑人选，然后就新的政策思路进行了阐述：先在军政府组成议院，再组织行政委员会，美、英、苏、中等国向行政委员会派驻督察和顾问；行政委员会与军政府相结合；行政委员会接管军政府的权力而成为临时政府〔10〕。12月的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达成包括托管朝鲜问题在内的《莫斯科协定》（中国国民党政府随后表示赞同）。会议期间，美国根本没有考虑放弃托管而建立朝鲜政府的问题。《莫斯科协定》在朝鲜南北引起不同的反响。霍奇等人却声称“朝鲜实行托管问题尚未最后确定，但是撤销‘三八线’和确立一个朝鲜临时政府是向着这个国家独立迈出的重大一步”〔11〕，支持反托管运动，制造混乱。不仅如此，美国还在旨在建立朝鲜临时政府的美苏联合委员会中作梗。
    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旨在“建立能在拖延时期抵抗苏联控制的独立、民主、稳定的朝鲜政府”，“（使朝鲜）从苏联的控制下获得自由要比完全独立重要得多”。既然美国的“第一目标”是为了阻止苏联控制朝鲜，“第二目标”才是使朝鲜独立，那么组织能在今后数年内得到承认的完全独立的朝鲜政府并不被认为在美国政府的考虑之内。美国“必须（如果有必要的话和俄国人一道）为朝鲜提供某种领土保证并在朝鲜的对外关系中行使某些特权。因此，任何组成临时政府的方法都得以此为基础，即在某种掩饰下美国能继续行使控制达数年之久”〔12〕。由此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美国占领当局的政策是一致的，都是要“控制朝鲜事务”、“抵抗苏联控制”。两种政策只存在形式上的不同，前者主张通过托管机构实现其政策目标，后者则主张通过傀儡政权实现其政策目标。
    为此， 美国政府不断强调在朝鲜抵抗苏联力量和影响的重要性。 1946年6月，经过实地调查的美国总统特使波利向杜鲁门报告， 称苏联可能试图通过使朝鲜半岛和外蒙古苏维埃化而包围中国〔13〕。波利把朝鲜称为“意识形态战场”，断言在朝鲜将“出现一场考验，即究竟是民主竞争制度能用来迎接失败的封建主义的挑战呢，还是其他某些制度（例如共产主义）将更为强大”〔14〕。杜鲁门“认为任何示弱的表现都可能削弱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信誉。”〔15〕
    1946年9月，杜鲁门的高级顾问克利福德在一份绝密报告〔16 〕中指出，“美国将支持和协助那些无论在哪方面被苏联威胁或危及的所有民主国家”，认为“美国应继续为统一而独立的朝鲜而努力”。对朝鲜问题的这种考虑直接导致1947年初期的杜鲁门主义的产生。与此同时，凯南在美国国务院首次明确鼓吹遏制苏联：“如果我们的政策是明确而富有煽动性的，就应该允许我们从军事和政治方面长期对苏联进行遏制。”〔17〕
    总之，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期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形式上的托管、实际上的遏制。为了与此后美国正式推行的遏制政策相区别，姑且将此期的美国对朝政策称为“实际遏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