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积极遏制政策
    1949年6月10日，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提出一份备忘录〔38〕， 要求为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而制定一项“考虑周到而全面的计划”，即NSC48号文件〔39〕。 文件强调：“我们的政策必须是遏制并在可能的地方削弱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以及斯大林派和其他党派之间的裂缝”。显然，美国的政策已经由遏制苏联发展到遏制苏联和中国。6月27日， 美国陆军部根据布莱德雷备忘录拟制出针对“来自北朝鲜的可能的全面入侵与美国部队从南朝鲜的撤退同时发生”的绝密预案并得到批准〔40〕。方案包括：A.紧急撤离在朝鲜的美国侨民；B.将“入侵问题”提交联合国紧急讨论；C.“经联合国准许而由美国部队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部队所组成的入朝军事特遣部队采取警察行动，旨在恢复法律与秩序，恢复不可侵犯的‘三八线’边界”。该项文件建议采纳方案A和B作为政策，而方案C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军事行动”，只有在 其他办法均告失败的情况下才予以考虑。可见，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从此开始集中于遏制朝鲜北方的所谓“公开进攻”。
    驻朝鲜的美方人员亦有类似主张。穆乔一贯主张向南朝鲜提供更大的军事援助，因为“美国在朝鲜的战略利益及其他利益是巨大而与日俱增的”，而严重的突发事件可能随时发生。12月，艾奇逊通过穆乔说，国务院想鼓励南朝鲜“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如果发生越过‘三八线’的大规模军事进攻的话”〔41〕。
    1950年1月， 杜鲁门命令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就美国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作出全面审查和重新估计”，为此而成立国务院-国防部联合研究小组。4月，杜鲁门则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与预算局、 经济合作署和经济顾问委员会就小组研究报告所涉及的计划与费用问题作出估计，并发布NSC68号文件〔42〕指出，为了保证美国对付任何报复性打击的 有效性，大规模增加美国武装力量和核力量是必要的。文件提出了美国面临的4项选择：“1.继续执行当前的政策以及旨在实现这些政策的现 行计划和新订计划；2.孤立；3.战争；4.比第一个行动方针更快地建立起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求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各国之间不进行战争而能维持一种差强人意的秩序，并作好准备，使自由世界在受到攻击时能保卫自己。”文件对第4项作了最为详细的分析， 声称这是“与我们的基本意图的进程相符合的唯一方针”。文件主张，“必须拥有军事力量，以便在可能情况下遏制苏联的扩张，并在必要时挫败苏联或苏联指挥下的侵略活动，不论是局部性的还是全面性的”，因为“如果没有占据优势的、随时都能动员的联合军事力量，遏制政策就只是吓唬人的讹诈政策”。文件提出的具体建议可以归纳为7项， 但没有提出所需要的具体数目，只是指出“我们是有潜力的，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我们是有能力的”。文件“直截了当地号召大力扩张美国防务力量，奉行积极遏制理论”，认为“把扩张主义和遏制理论结合起来实施，唯一的办法是美国执行一项代价昂贵的军事开支计划”〔43〕。此乃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据此制定的各种计划对美国的扩军备战和朝鲜战争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44〕。如果说遏制政策还只是被动性的防御政策的话，积极遏制政策则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的扩张。该项文件标志着美国积极遏制政策的最终形成。
    综上所述，1943-1950年期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演变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政策提出时期。美国的政策基调是主张朝鲜成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但其政策声明为尔后的政策变化留有重要的伏笔。从美国总是想“控制朝鲜事务”的基本立场来看，遏制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二）实际遏制政策时期。美国在国际托管的幌子下利用军事占领加紧扶植南朝鲜右翼势力，企图通过建立受美国操纵的南朝鲜政府来阻挠朝鲜的统一，继而让南朝鲜政府兼并朝鲜北部而成为合法的全国政府，抵消苏联的影响。（三）遏制政策时期。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正式提出并推行遏制政策。朝鲜问题是导致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在遏制政策的实施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美国军方从军费开支紧张和朝鲜在全面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考虑而主张撤军，认为遏制有财政经济援助即可，毋需美国作战部队留在朝鲜；美国国务院则从朝鲜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考虑而强烈反对撤军，认为必须通过驻军和财政经济援助而使南朝鲜成为“意识形态桥头堡”。但是，迫于世界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以及美国国防经费的限制，美国只得作出撤军的决策，转而通过实施军事援助、装备并训练南朝鲜军队来作为执行遏制政策的保证。（四）积极遏制政策时期。随着美国政策集中注意朝鲜北方的所谓“公开进攻”，积极遏制政策得以形成。这种政策比以前的遏制政策具有更为露骨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主张通过执行代价昂贵的军事开支计划，大力扩张美国防务力量，“把扩张主义和遏制理论结合起来实施”。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及其实施，是造成朝鲜南北对立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而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注释：
    〔1〕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3 年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华盛顿1961年版，第399-404页。此处译文与《国际条约集》略有不同。
    〔2〕〔17〕〔28〕〔34 〕布鲁思·卡明斯：《冲突的产物：1943-1953年的朝美关系》，华盛顿1983年版，第13、18、179、184页。
    〔3〕〔4〕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5卷）， 华盛顿1965年版，第1224-1228、1239-1242页。
    〔5〕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马耳他会议与雅尔塔会议》，华盛顿1955年版，第358-359页。
    〔6〕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柏林会议）（第1卷），华盛顿1957年版，第313页。
    〔7 〕詹姆斯·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政策与指导》，华盛顿1972年版，第8-9页。
    〔8〕弗兰克·埃德温：《史无前例：1945年以来的美朝关系》，纽约1975年版，第66-67页。
    〔9〕〔11〕〔12〕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6卷），华盛顿1969年版，第1144-1148、1137-1138、1153页。
    〔10〕布鲁思·卡明斯：《冷战的起源》，华盛顿1981年版，第230页。
    〔13〕〔14〕〔15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8卷），华盛顿1971年版，第697、708、706页。
    〔16〕小威廉·斯德克：《走向对抗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北卡罗莱纳1981年版，第29页。
    〔19〕美国《外交季刊》第25期（1947年7月），第566-582页。
    〔18〕〔25〕〔26〕〔27〕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6卷），华盛顿1972年版，第609-618、817-818、796-803、784-785页。
    〔20〕美国国务院文件，存美国国家档案与联邦资料中心，档案号RG353。
    〔21〕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外交政策文献史》（第2卷），华盛顿1972年版，第41、309-313页。
    〔22〕美国陆军部文件，存美国国家档案与联邦资料中心，档案号319。
    〔23〕沃尔特·李普曼：《冷战：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纽约1972年版，第43页。
    〔24〕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 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85页。
    〔29〕〔31〕〔32〕〔33〕〔35〕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8卷），华盛顿1974年版，第1137-1141、1163-1169、1179-1180、1163-1169、1288-1289、1292-1297、1312-1313页。
    〔30〕〔44〕沃纳·西林等：《战略、政治与国防预算》， 纽约1962年版，第41、292页。
    〔36〕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6卷）， 华盛顿1975年版，第1337-1341页。
    〔37〕NSC8／1号文件，存美国国家档案与联邦资料中心， 档案号RG319。
    〔38〕〔39〕〔43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7卷第2部），华盛顿1974年版，第969-978、1046-1057、1219、 1213页。
    〔40〕约翰·柯林斯：《和平时期的战争》，波士顿1969年版，第29页；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7卷第2部），华盛顿1974版，第1046-1057页。
    〔41〕〔42〕罗伯特·布鲁姆：《划定界线：美国的远东遏制政策的起源》，纽约和伦敦1982年版，第168、170-177页。
    〔45〕参阅沃纳·西林等：《战略、政治与国防预算》，纽约1962年版，第331-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