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借鉴外来经验的同时，汤寿潜又十分注重本国的现实条件，力图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表现出了他在改革中务实的精神，这既是他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所显现出的可贵之处，同时也是他的改革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特点所典型反映的是有关办邮政的建议。汤寿潜指出：“国家有大利焉，其至简至便，而其利又至巨，则莫如仿行泰西邮政”。⑨他对日本仿行泰西邮政的成功颇为关注。在他看来，邮政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是，当时有人对办邮政缺乏信心，提出存在着“四难”，而汤寿潜通过细致的分析则认为有“四利”，尤其是在“驿站之难撤”和“信局之难停”的问题上，他并没有非此即彼地把邮政与驿站、信局完全对立起来，而是主张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办事，化难为利。因此，他提出以驿站辅助邮政的建议，即在邮政草创之初让驿站与之并存，并鼓励其弥补邮政在输送方面的不足，等到邮政规模大定，然后再把驿站的人员、马匹归并邮局，这样既可以解决难题，又可以节约开支。对于信局，他认为应该采取同样的办法，逐步使信局机构与邮局合而为一。就信局而言，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在实行邮政之后信局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仅以上海为例，直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信局才最终结束其作用。在邮政初建时，信局的确起到了一种补充作用，而邮政事业并没有因信局迟迟未停而终止其发展。这说明汤寿潜的有关建议是完全切合实际的。这种平缓稳妥的改革主张反映了汤寿潜的务实，也充分体现了汤寿潜的思想风格。
    然而在其他问题上，汤寿潜的这种思想风格也许会引来不尽相同的评论。那么，这种思想风格是否同时又表现为一种保守的倾向呢？例如，在军事改革问题上，他也认为日益衰败的绿营需要进行改革，他提出的四项改革建议是：一，“合营为练”，把存城、塘汛、战兵、马兵、守兵等不同兵种一分为二，半归府营操练，半留塘汛逻戍，半年更替，劳逸相资。二，“以文制武”，道员中无论是巡道还是守道都兼兵备，用文官来制约绿营军事长官。“彼此相制，将弁即天生贪黩而文员牵缀之，则侵冒无从；即性成纵驰而文员督率之，则操防必力”。⑩三，“损额益饷”，即减少兵额，把所省下的兵饷用来贴补操练之兵和筹措装备。同时这样也可以杜绝军事长官私扣军饷。四，“裁弁将兵”，精减提督、副将以下的基层军事长官，从而节约开支，用较少的钱办同样的事。从以上的这些主张看，汤寿潜仍然在沿用老办法来解决历朝历代都曾面临过的老问题，其中并无反映时代变化的新内容，也没有采纳先进经验的要求。如果只是用这种方法来建设军队，也许可适用于宋代、明代，然而却不能适用于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同时也不能根本解决绿营所存在的问题。当时曾有人建议仿行德国的先进兵制，对此，汤寿潜表示了异议，他认为，“无如积习已久，势难骤更，今将弊去泰甚，法期易行，不如仍绿营旧制，择历代之所长而舍其短”。（11）要是从他的这些主张和认识来评判，其保守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们只要综合地看问题，把他的整个军事改革思想融汇起来加以认识，情况就并非如此了。因为汤寿潜对军事近代化的现实并不是视而不见的，而是相当重视。他主张将武试一律停罢，仿泰西设一所武备院以培养军事人才。对于禁军的建设，他提出在每个营配备专门的炮兵和洋枪兵，因为他认为：“旧制详于弓矢，略于火器，就令日时操演，已恐不足制胜”。（12）并提议在都统以下特设禁军提督一职，由实战经验丰富、熟谙韬略的将领担任，如没有合适人选，汤寿潜提出可延请洋将一员任帮办，从而避免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对于海军，他更认为应该采用西学来整饬。通过这些思想认识，我认为，汤寿潜并不盲目地接受西方先进经验，而是根据不同情况有所选择或有所取舍。从军事近代化的演变情况看，近代化的新军并非在旧军队的基础上产生，而是在旧式军队之外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同样可以表明，汤寿潜认为绿营“积习已久”，“势难骤更”是不无道理的。
    谈到汤寿潜思想的不足，后人往往论及他的设立议院的主张不够彻底，究其原因，不外乎他自身的保守性和妥协性之类。在这里我并不想否认时代的条件与他自身的局限对其认识水平所造成的影响，在前述的妇女问题上，汤寿潜的思想水准就有很大局限，这即是一个说明。然而，从他的思想特征看，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当时，设立议院仅仅停留在极少数维新思想家的笔下，现实中旧的体制仍然存在，而且大部分人对此还毫无认识，要将议院付诸实施其难度之大以及会遇到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汤寿潜在考虑实施的过程中对西法有所变通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到了戊戌乃至辛亥以后，由于通过广泛的宣传，人们对议院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达到了新的境界，但是即使在这时，习惯势力仍然很强大，如何实践还是一个艰难的课题。
    应该指出，所谓有所变通也就是使外来的先进经验如何适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这是学习和借鉴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用我们现有的话来说即中国化的问题。汤寿潜正是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尝试，并有所建树，这正是他的思想中最为光彩的一部分。尽管他提出的这些改革主张没有得以实施，并且看起来也不那么成熟，但是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因此，他的改革主张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历史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而它的实际意义则体现在近代化的一个长过程中。
    （三）
    近代以来，西学影响的不断扩大是随着坚船利炮的东来而逐步展开的。中国人在创痛之余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把洋人的经验学问当作自己必修的功课，以求得自强之道。正如时人所言：“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于其上。盖同一舟也，帆船与轮船迟速异焉矣；同一火器也，旧法与新制收效各别焉矣；同一工作也，人工与机器难易各制焉矣。……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也”。（13）这番话真实地反映了那时候的客观现实。人们在对比中有所触动，进而有所行动。汤寿潜对此也颇有同感，他提倡学习西学，并且自己也钻研西学。从他的《危言》看，引用了不少译著，例如，《西学凡》、《列国岁计政要》、《地志》、《格致汇编》，以及其他一些西方报纸。此外，他也从徐继畲、冯桂芬、薛福成等人的著作中吸取有关知识。他深有感触地认为：“如以西学为不必学，岂中学亦不必学乎？比而论之，如以西学为不屑学，岂中学亦不屑学乎？”（14）在这里，汤寿潜似乎已把西学与中学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为了表明学习西学是必要的，同时也是理所当然的，汤还力图说明中国所守的形上之道与西人所专的形下之器之间存在的联系，他说：“中国自以为道，而渐失其所谓器；西人毕力于器，而有时暗合于道。彼既赓而续之，变而通之，神而明之。彼能因我之所创，我胡勿创彼之所因？”（15）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人学习西学而又不必怕有失自尊的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