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影响深巨的重要人物。近年来，史学界对其政治活动、文化学术思想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梁启超尝试创办中国文化学院一事。虽然个别论著曾从侧面涉及到此事，但是迄今未见有人撰文作专门之论述。鉴此，本文拟对梁启超倡议创办中国文化学院的缘由、失败原因、影响作一粗略的探讨。
    1923年，蛰居天津的梁启超向各界发出创办中国文化学院的倡议，并为文化学院拟定了详细的规划。规划中的文化学院乃一讲学机构，采用半书院半学校的组织形式，梁启超自任院长，另聘任或约请若干同仁担任各科教员。校舍设在南开大学新校园内，分设“本班”、研究班、补习班、函授班等不同班次。学院除教学之外，还要“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训释编订，令尽人能读且乐读。将旧籍或新著翻译欧文。编定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哲学课本”〔1〕。为了得到社会舆论的响应、 支持，梁启超发出了《为创办中国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的“启示”。“启示”集中阐释了梁启超创办文化学院之宗旨，可视为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又一次重要抉择。以下是“启示”的全文：
    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启超确信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罗其宗别，磨洗其面目。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启超确信我国文化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发生异彩，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运渐将成熟。启超确信中国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意义，其资料之丰，世界罕匹，实亘古未辟之无尽宝藏，今日已到不容扃鐍之时代，而开采之须用极大劳费。启超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收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2〕
    “启示”见诸报端后，名流中复书愿捐助者颇不乏人。例如张謇就曾致书梁启超，除承诺“捐助千金”之外，还就教学方法提出意见和建议。也有一些青年人表示了就学愿望。如一位叫张正禄的青年获悉梁启超拟创办文化学院，心如潮涌，感佩万分，给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决计舍去一切职务，专心肆志受业于先生之门，以终生从事”〔3〕。一时间，梁启超创办文化学院一事成为文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那么，梁启超何以要创办中国文化学院呢？循着梁启超心路之轨迹以及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之特殊历史进程去寻找答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早年所形成的中西文化体用观的影响。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一个“半为农者半为儒”的家庭，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濡染，思想深处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因而尽管历经沧桑，最后仍不免如落叶归根般重归本土文化，此乃梁启超创办中国文化学院深层的、不可忽视之重要原因。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对自己幼年的受学经历作了如下描述：“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书子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4〕不难看出， 梁启超自幼便选择了传统士人寻求功名、光宗耀祖的发展道路，直到少年时代，所习所练，仍然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训诂词章学、古圣先贤的经典著作，这使他在传统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为其一生中西文化观演变确定了一基本路向。
    拜师康有为后，梁启超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次见面，康有为即“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毁廓清之”。受此震撼，梁启超“决然舍去旧学”，跳出了“时流所推重之诂词章学”〔5〕，并在领悟了乃师“以孔子、佛学、宋明学为体， 以史学为用”〔6〕的中西文化观后，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体用观， 即“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治天下”〔7〕， 并在维新变法前的一系列救亡图存的实践中融入了这一思想。
    1895年，梁启超协助其师创办强学会和《万国公报》。梁启超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该学会和报刊，“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8〕。 为此，梁启超替《万国公报》“日日执笔为数百字之短文”〔9〕， 宣传西方的文化思想、政治、历史等。在国人大多嫉新学如仇的当时，梁启超的努力确有在思想上一新耳目之效。但即便如此，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仍是“中体西用”。1897年，梁启超应聘就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为时务学堂所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有这样的规定：“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为学生必读之书籍。具体学习安排为：“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夫如是，则读书者，无望洋之叹，无歧路之迷，而中学或可以不绝。”学约规定，学生“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另外，学生还必须“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10〕。由是观之，戊戌变法前，梁启超的基本价值取向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广搜日本书而读之”，“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判若两人”〔11〕。甚至连次年到日本的章太炎在致汪康年信中也认为：“松柏非遇霜雪，不能贞坚，斯人今日之深沉，迥异于前日矣。”〔12〕梁启超思想的变化，一是因系统地接触了西籍，二是对戊戌变法失败教训作了较为深刻的反省。在此基础上，其中西文化观开始突破“中体西用”的藩篱。在日本期间，他先后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系统介绍西方有影响的学说，继续戊戌变法前的思想启蒙工作，给戊戌变法后万马齐喑的中国思想界送进了缕缕清风，唤起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追求。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对数千年封建社会文明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年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途也。”〔13〕此时的梁启超一面批判传统文化，一面又肆力介绍和宣传西学，但他并非“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14〕的媚外派，这在《新民说》中有清楚的阐述：“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之，时乃无功。”〔15〕事实上，戊戌变法后的梁启超虽然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引进西方文化，但他并没有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在他心目中，东西古今之圣哲，“其所言合于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16〕。1902年，也正是在梁氏思想最为激进、宣传西学不遗余力之时，他还以整理、阐释国粹为由倡议创办《国学报》。这说明梁启超思想深处始终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他在戊戌政变后思想文化观上的变化只是暂时的，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土壤，就会回归传统文化。这也是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倡议创办文化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