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欧洲之行的影响。如果说，传统文化教育所培养出的“中国情结”是梁启超回归传统文化、创办中国文化学院在潜意识中一直起作用的因素，拜师康有为投身维新变法等一系列寻找救国良策、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努力是创办文化学院前的摸索，那么，欧洲之游就成了梁启超创办中国文化学院直接的动力与契机。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回到了祖国，投身政界，本欲大展宏图，实现其政治抱负，但是，袁世凯的胡作非为很快使其幻梦破灭，使他被迫宣布“脱离政治”，将主要精力用于教育事业和学术文化建设。1919年，为解决“一战”遗留问题，交战各国在法国举行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由于梁启超曾经是中国向德国宣战的主要倡导者，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谈判团会外顾问，以非官方代表身份，为中国代表团作舆论宣传。1918年底，梁启超前往巴黎，履行使命，并利用此次机会，同蒋百里、丁文江等前往欧洲其它地区考察游历。从1919年初开始，梁启超一行先后游历、考察了英、法、荷、德等欧洲国家。由于被战后欧洲的残破景象深深触动，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以细腻、嘲讽的笔调描述了满目疮痍的战后欧洲：“但见满地焦枯，连一根草也没有，这里一个坑，那边一个洞，好像癞头和尚的样子”。“这都是炮弹打成的，若问这些地方几时可以恢复原状，只怕三二十年还够不上说这话”。“路上弥望，别无他物，就只有一簇一簇的丛冢，上头插着千百成群的十字架”。“我但觉得四周围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但凭你怎么热中的人到此也是兜头一盆冷水，现在所谓光华烂漫的文明，究竟将来作何结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粟哩。”〔17〕梁在欧洲，所看到的并非富庶、繁荣，而是饥饿、贫困及严重的社会问题，“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18〕。欧洲之游的观感使梁启超对西方文明大失所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西方文明包含的科学信仰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近世的西方人并未因信仰科学而获得真正的益处，恰恰相反，科学发达给欧洲社会制造了种种弊端，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梦，而“一战”的爆发便是“科学万能”之梦破灭的明证。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这样写道：“当今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可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19〕
    在梁启超对西方文明失望的同时，西方思想界消极颓唐的西方文明破产之说更是对梁启超有所触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回去就开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西方“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世外桃源的中国”〔20〕。在旅欧途中，梁启超遇到了法国著名哲学家蒲陀罗，蒲氏的一番话使梁启超深受影响：“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它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21〕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把它视为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向与趋势，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最新提倡实用哲学所追求的“心物调和”，主张理想与实际结合，颇有相似之处。既然西方哲人已开始提倡新的哲学，向东方寻找出路，中国人当然没有理由抛弃自己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梁启超的思想及文化观念在一度“西化”之后又向着传统文化回归的重要原因。
    其三，现实的中西文化之争的影响。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尖锐的中西文化之争。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中西文化之争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梁启超归国之时，新文化运动已持续五年。1922年春，非基督教运动发生，中西文化之争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以后又接踵发生了科玄之争等思想文化论战。这期间无论争论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还是争论文化是否应该“新旧调和”，守旧派和西化派都在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争论几度出现白热化，难分胜负。
    由于梁启超在思想界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又刚从欧洲回来，争论双方都希望他出面表态，对自己一方示以支持。而梁启超又极为自负，以为已找到了世界文明新的出路和发展方向。因此，欧游归国不久，梁启超便应邀在中国公学作了一次演说。在演说中，梁启超宣称此次欧游最大之收获乃是“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22〕。同时还宣称欧洲文明已经是穷途末路，积重难返，中国不能效法他们，而应当将自身“固有文明之特性而修正扩充之也”，“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23〕。梁启超在这次演说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中西文化价值观，即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这里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回归传统文化，并非简单的回归，并非回到旧的文化壁垒中去，并非复古、故步自封，而是一方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发掘传统文化之价值，弘扬以儒学为主的心与物、灵与肉合而为一，以人生为出发点的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的出路。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实生活之理性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为世界任何部份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24〕。若能“搜剔而磨洗之，又安见不龟手之药终无益于国人也”〔25〕。尽管如此，梁启超依然承认近代中国文化在许多层面上均已落后于西方，“相形之下，吾汗颜矣”〔26〕。因此，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西方人讲的形而上学，我们承认有它独到之处，换一方面，讲客观的哲学，也非我们所能及”，故“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实在精密，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27〕，让“泰西文明”和“泰东文明”结合，再造一种新文明。梁启超还为再造新文明拟出了四步计划：“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再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28〕不难看出，倡议创办中国文化学院正是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
    正是由于以上三方面原因，梁启超才萌发了创办文化学院的念头。然而，尽管梁启超竭尽全力张罗，文化学院的创办最终还是流产，其原因究竟何在？有人认为梁启超创办文化学院未果的原因在于经费不足。我认为，经费对于一项事业的成败固然重要，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为重要（或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创办中国文化学院在当时已不合时宜。
    辛亥革命后，随着“政治革命”的完成，“文化革命”已逐渐提上中国革命的议程。此时，清王朝的统治已被推翻，但是，维护封建王朝的封建意识形态却未被触及，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封建意识形态依然维持着它占据主流的地位。辛亥革命最终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即与此有关。袁世凯篡权窃国之后，屡颁尊孔之令，并在民国3年3月6 日亲行祭孔大典，复辟与尊孔读经之声不绝于耳，纷至沓来。这一切，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里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对封建伦理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以《新青年》为阵地，从反省辛亥革命失败之教训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检讨。陈独秀指出：“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29〕在向封建伦理开火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斗士普遍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明确以文化的区域性来判断其性质的新旧。汪叔潜“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方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文化也”〔30〕一语，堪称这种认识的典型。在反传统的过程中，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人基本的价值追求。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曾明确表示：“单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唯一权威，现代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31〕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也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于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32〕以提倡科学与民主，引进西方文明作为中国文化之出路，以及救亡图存之良策。到五四运动前夕，虽然在文化战线上仍然有遗老遗少为传统文化唱赞歌，但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以及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