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使负责美国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新闻署面临新的挑战。于是该署调整了开支计划，减少在西欧和非洲的交流活动项目，用以资助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建立新的工作点。为此，新闻署增加了26个新的办公室。国会通过“支持东欧民主法案”--Support for East Europe Democracy Act，简称SEED--为新闻署提供了新的经费来源，重点放在经济、教育改革、社会学和媒体等交流项目。新闻署也先后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建立富布赖特两国委员会（Binational Fulbright Commission）； 新闻署的文化教育事务和项目司成功启动了新的交流计划，例如在所专家项目（Professionals-in-Residence Program）。尽管布什政府对文化外交的执行机构没有进行重组，但是他任命的第二任新闻署署长亨利·凯陀（Henry Catto）曾尝试为新闻署建构有别于里根时期的新形象。老布什政府后期文化外交侧重点的调整，目的是巩固冷战的胜利“果实”。
    美国政府冷战期间针对文化外交的机构变革，尽管运用的手法、采取的措施不同，间或也会听到要求维护文化外交“相互性”和“诚实性”的声音。但从整个过程和结果来看，几届政府都在文化外交演变为冷战工具中扮演了或重或轻的角色。而其中动因的相似和目标的一致决定冷战期间文化外交在美国的命运。客观上，由于文化外交的加盟，使得美国对外宣传的手法变得多样性和隐秘性，在“赢得人心和思想”（to win heart and mind）的文化冷战中，为美国立下了“汗马功劳”。④
    二、美国文化外交演变的缘由：政治文化与使命感使然
    美国文化外交为何演变为冷战工具，学界比较多归因于国际大背景的影响。毋庸置疑，冷战的国际环境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文化外交政策，但是，要真正演变为冷战的工具，美国的内部因素不可忽视。美国政府由冷战前对文化外交的较少介入，到冷战期间的主动全面介入，应该说与美国当时的政治文化和领袖的国家使命感密切相关。
    阿尔蒙特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P29） 主要政治制度活动规范和政治参与规则方面的思想的形成在美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最初几代移民从欧洲带来的传统所决定的。对政治这种特殊的活动范畴的共同态度在美国由新教传统决定。新教传统认为，一切世俗活动形式都具有宗教仪式性，它们在上帝面前的价值只决定于人的信仰。[8]（P20） 冷战期间，“反共”是美国社会的基本政治信仰。“反共就像是骑兵的冲锋号，唤起美国还有另一项外交使命要去完成，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美国把世界划分为罪恶与美德两个极端。……反共一直是决策者们要达到的目的。” [9]（P178-180） 尽管期间有的美国总统起初试图维持文化外交的基本属性--促进国与国、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但是在“仇共”的政治信仰方面，他们表现得相当一致。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二战期间指挥多国部队联合作战的特殊经历，直接影响到他对文化外交在促进国家间相互理解方面的判断。入主白宫后，他同样相信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会使不同民族及时达成更大程度的谅解，并有助于加强世界的和平。[10]（P35） 他甚至邀请一组外国留学生到他的办公室观摩“留学生日”（Foreign Student Day）。但是，随着冷战局势日益紧张，除了以加入与共产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文化竞争为借口之外，美国文化外交已经很难找到正当理由向纳税人要钱。[11]（P44） 面对冷战的严酷现实和国内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文化压力，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前抱有的理想主义期望开始转向利用文化外交为国际文化斗争的现实服务。他推动新闻署的设立，就是强化政府对文化外交控制的具体表现。
    同样，卡特总统在其重组文化外交机构的指导原则中，虽然强调保持文化外交中诚实性的必要性，但是冷战的现实以及先前美国情报机构染指文化外交的事实使得教育文化界和国会中的理想主义者并不信任他的政治辞令。由于卡特总统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关注点，文化外交也由此同样打上了“人权”的烙印。美国的人权观是美国自我优越论的具体体现，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卡特人权外交的战略目的是以美国之“强”，击苏联之“弱”，在国际社会赢得道义上的支持，从而在与苏联竞争中获得主动地位，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12]（P473-474）所以卡特的人权牌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武器，是赢得美国民众支持、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手段。
    冷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和卡特是两个颇具理想主义思想的总统，但他们仍然不能摆脱当时的“仇共”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冷战的现实需要的掣肘，那么，肯尼迪、尼克松、里根这些天生就反共的政治家，他们假借文化外交为冷战服务就成为理所当然。里根总统趁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之际，强化对这些国家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里根认为，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斗争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13]（P65） 他对共产主义的极端仇视成为其实施外交政策的文化心理。例如，在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司的职员遴选上，他排斥自由思想人士；遴选外国奖学金委员会委员将候选人的政治取向作为考虑因素。[6]（P35） 纵观美国冷战期间的政治文化，无论是体系、过程还是政策，这三种类型的一个共同特征都是对意识形态的强调。美国学者杰里尔·罗塞蒂（Jerel A Rosati）认为，除了公众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外，政治文化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也发挥着一种微妙但意义深远的作用。[14]（P372） 而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文化外交则是国家和民族文化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政治化产物。[15]（P23） 具有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化是美国文化外交演变为冷战工具的思想基础，而最终实现这一转变，其重要的动因是政策决策者的使命意识。“上帝的选民”、“山巅之城”、“希望之乡”是美国人宗教使命的自我表述。而政治领导人除了宗教使命之外，更凸显其肩负的国家使命。一战后尤其是1941年遭遇珍珠港袭击事件后，美国逐步从孤立主义中走出来，接受了国际主义思想，美国人的国家使命意识和世界领袖的欲望逐步彰显。冷战期间美国的国家使命就是如何赢得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的冷战，以成为世界唯一霸权国家。而所有文化机构的变革和政策的采取都是为国家使命的实现服务。麦柯尼尔·洛雷和杰楚德·S.胡克将美国文化交流的目的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国家间的文化竞争，20世纪30年代对法西斯德国文化攻势的反击和50年代与苏联的文化冷战；第二，“文明化”的使命，美国人自认为本国的制度和生活优越，对文明程度不够的世界要进行文明的根植；第三，满足新兴国家的发展需要，新独立以及战后重建的国家不仅需要经济援助、更需要以文化身份为主要属性的政治独立；第四，美国人民自身的需要，美国要承当领导世界的责任，美国政府要促进美国人民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更好地了解。[11]（P41-47） 这一总结较好地诠释了美国文化外交中的国家使命意识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