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为新闻署的创建辩护时，非常具体地阐发了他个人对美国国家使命的诉求：“为了美国和其他自由人民的安全、让所有与国际信息相关联的项目更有效运作，建立一个统一、有活力的机构非常必要，它是避免全球战争和赢得冷战胜利的必不可少的途径。”[16]（P61） 而下令组建“和平队”，则是肯尼迪总统个人的国家使命意识的外溢。一方面是为了改变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不良形象、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就是开展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冷战。而卡特总统在为国际交流署提出双重任务也突出其个人的使命观：“告诉世界我们的社会和政策……尤其是我们对文化多样性和个人自由的使命；同时将世界呈现给我们自己的人民，以便我们在丰富自身文化的同时对有效处理国家间的问题给予理解。”[6]（P31） 老布什执政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后经历了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美国的学术界产生了以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于是在国会和一些学者中出现“鸟尽弓藏”的思想。但是，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实现美国在冷战后世界新格局中独霸地位的新使命，老布什极力将文化外交的主阵地转移到原东欧国家和苏联解体之后的新成立的国家， 以使美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和政治文化在这些国家牢固下来。犹如中国学者方立的观点，美国在其对外文化交流中，历来“政治挂帅”，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其文化影响，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政策手段。[17]（P69） 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发展方向既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渗透着政府领导人的使命意识。
    三、美国文化外交演变的反思：文化外交不能逆本质而行
    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文化外交主要由私有组织主导，政府较少介入，到了30年代后，为抵御德国法西斯势力对美国的后院拉美地区采取的文化攻势，罗斯福政府才借机由政府主导文化外交。直到冷战全面展开前，美国的文化外交应该说还是秉承了文化外交作为促进国与国、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的一种外交形式的本质属性，即项目流向的相互性（mutuality）、政策与目标的长期性（Protractednature）、活动内容的诚实性（integrity）。美国最大的官方文化外交项目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早期很注意文化外交的相互性。前富布赖特学者罗诺德·约翰逊（Ronald Johnson）说：“回国后的富布赖特学者常常更客观看待美国的文化、重新思考美国社会的实质部分……把美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同时要将世界的故事讲给美国听。”[6]（P32） 美国官方很肯定文化外交的积极意义，负责国际教育和文化关系协调事务的前国务卿特别助理罗伯特·塞尔（Robert Thayer）就认为，文化外交是促使人民之间彻底地相互了解，从而相应推进政府间相互理解的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18] 因此，美国文化外交呈现出行为体多元化，既有政府官方大手笔的国际文化项目，更有私有组织开展的名目繁多的民间文化交流项目；而美国文化外交的主导思想是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主要动机是文化传播与交流和宗教使命的实现。
    然而，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被运用到美国的外交中，反共产主义势力及其影响在冷战时期达到了顶点。[19]（P16）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⑤ （P354） 反共意识形态是一种冷战的产物，在文化外交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为达到赢得冷战胜利的目的，美国政府可以说不择手段，中央情报局（CIA）就直接参与和策划文化外交项目。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理解，CIA资助文化外交是不合适的甚至可能会对其发展产生负面作用。但是，美国文化外交官员认为，历史证明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曾经不遗余力通过文化交往来推进相互理解是有用的；美国政策制定者懂得与外国听众的接触和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自己的敌人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文化外交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20]（P15） 又如和平队首任队长施莱弗所言：“对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哲学的、政治的和文化思想的力量促使共产党帝国内部的和平演变”。⑥ 同时，过去比较超然的私有组织在仇共意识形态的大氛围内，也难独善其身。不少基金会自觉配合政府在世界上大量进行文化资本输出，成为文化冷战的主要参与者。如福特基金会简直就是政府在国际主义宣传领域里的延伸，它与马歇尔计划和中央情报局在某些具体项目中的密切合作，参与欧洲的隐秘行动，皆有据可查。[21]（P154） 1974年至1979年，为配合政府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实施，福特基金会曾资助273名美国科学家到中国访问，安排299名中国科学家和学者来美国访问。[22]（P7） 因此可以说，美国冷战期间外交政策目标的制定、外交手段的选择、外交效果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样，作为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文化外交不仅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为意识形态直接提供了内容。整个冷战期间政府主导下的美国文化外交偏离了文化外交的本质和方向，蜕变成为冷战发挥对外宣传功能的工具。对外宣传最大的特点是，单向度地自我表达，向他国输出信息，进行强制的价值取向的灌输，追求对他国民众全方面、彻底的心理和思想上的控制。[15]（P46） 全面参与文化冷战就成为美国这一时期文化外交的主要内涵。美国的文化外交也因此缺乏长期性，轻视相互性，最终导致丧失诚实性。
    全面参与文化冷战并因此背离文化外交的本质属性，不仅影响到美国文化外交在后冷战时期的有效开展，而且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导致包括传统盟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美国信任感总体下降。⑦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不少美国学者开始反思美国政府对伊斯兰教国家的文化外交的失败，并呼吁政府要重新重视与这些国家开展文化外交。美国前负责文化外交的高级官员海伦娜·芬恩（Helena K.Finn）发表文章认为：“文化外交是美国军火库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然而它的重要性在极力展示军事力量的时期一直被贬低，文化外交决不应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之举，而是美国的当务之急。”[20]（P15） 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呼吁布什政府重视国家软权力（soft power）的建构。但是，美国的外交家和学者只是从实用主义角度、以文化冷战的经验，为美国国际形象和软权力下降寻找理由、开具药方。而美国文化外交在穆斯林国家之所以难以奏效，不是因为文化外交本身的错误，而是文化外交长期来在美国被异化成一种难以获得人心的宣传工具。
    美国的经验说明，国际社会开展文化外交需要摒弃冷战思维、转变通过思想灌输与渗透来重构他国文化的心态；同时需要还原本质以重塑文化外交形象与国际信任，运用文化外交为国际秩序的建构增加文化、知识和心理支撑力量。今天国际社会要坚守文化外交的本质属性，推动文化外交服务于和谐世界的建构。和谐世界的建构必须以尊重各国文化（包括政治文化）为基础，这其中文化外交必将发挥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国际社会必须做到：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从共融性而非冲突性的角度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培育本国国民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世界各国文化，强化国际教育文化组织的地位与功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文化外交中的特殊作用，加强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遏制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文化霸权的出现。
    收稿日期：2006-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