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树立罗马教皇的权威，利奥九世努力与下层教会建立直接的联系，他除派遣特使外，自己也周游了西欧各地，他任职期间在罗马停留的时间总计大约不超过6个月。从香槟到匈牙利，从莱茵河到下意大利，到处都遍布他的足迹。他在所到之地召开地区或教省会议，以普世的总主教的身份再三强调反对买卖圣职、提倡圣职要按传统教义进行自由选举，用严格的教令规范教士的道德行为，严格独身制，禁止通过各种手段使教会的财产还俗等一系列改革主张[⑨]。教皇特使，特别是教皇的亲临，加强了罗马教廷与各地区地方主教的直接联系，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具体地、形象化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这个权力超越了各个封建领主的领地，也超越了所有种族、民族、语言的分界线，表明了教皇权力的世界性。
    改革了的罗马教会要扩大自己的权势，就必须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做保证。这个经济基础的首要条件是连成片的庄园领地。南意大利平原地区肥沃的土质，广阔的牧场，茂密的葡萄、橄榄、栗树等植物的种植园，为数不少的矿场，以及沿海一带与东方没有间断过贸易往来的城市：巴利、阿马斐、那不勒斯、撒列诺大兰多等，一直是罗马教会所渴求得到的。利奥九世一上台就曾多次在南意大利旅行，推行改革主张[⑩]。1050年利奥九世任命洪贝特为西西里的大主教，以加强教皇和罗马教会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影响[（11）]。11世纪以前的罗马教会，一直把宗教信仰作为精神武器，罗马教会是凭借着宗教信仰得到丰厚的土地和财产，对世俗的政治事务施加影响。利奥九世是第一个借助于武力扩大领地的教皇，为了扩大在意大利的领地范围，1053年利奥九世亲自组织了教皇军，并请求亨利三世与之联合，共同出兵进攻占领意大利的诺曼人。但由于亨利三世对此并不积极中途撤军，致使实力薄弱而又缺少实战经验的教皇军队孤军对敌，惨败于奇维塔特。利奥九世被诺曼人俘获，关押数月后才释放回罗马[（12）]。教皇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说明教皇作为宗教领袖越来越朝着教会诸侯国的君主性质发展。
    利奥九世之后的教皇并没有放弃对意大利领地的要求，但是却改变了对诺曼人的敌对态度。1059年3月尼古拉二世教皇委派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枢机院长德西德修斯对诺曼人占领的坎帕尼亚、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地区的所有修道院进行改革。同时委任希尔德布兰德为使节，频繁地与诺曼诸侯接触，在教皇和诺曼人之间开始建立友好的联系。1059年8月，教皇在梅勒菲与阿普利亚的诺曼公爵罗伯特·吉斯卡德以及卡普阿的理查得签定了和约，罗伯特·吉斯卡和卡普阿向教皇行臣服礼，宣誓效忠。教皇把已被他们强占的领地作为罗马教会的采邑再分封给他们，使其合法化。为此他们每年要向教皇缴纳采邑税，而且还负有保护教皇的义务，由此教皇有了可以支配的军事力量。此后，教皇在西班牙、勃艮第，匈牙利先后都有了自己的世俗封臣[（13）]。与各地世俗诸侯建立的这些采邑关系，使教皇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教会君主。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为进一步扩大教皇的权势，在西欧各国积极实践教权至上的思想，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德意志皇权发生了矛盾，导致了以争夺主教授职权为内容的政教斗争。
    三、德意志皇权与罗马教廷的斗争
    11世纪德意志皇权与罗马教廷的斗争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是德意志封建诸侯因分裂皇权的集权而与其争斗的重要内容之一。
    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在皇权的集权统治下诸侯与皇权的矛盾已不断地激化，逐渐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反对皇权的地方分裂势力[（14）]。1056年，亨利三世卒然去世，其子亨利四世年仅6岁，皇后阿戈尼斯摄政，软弱无力。各大公爵趋势瓜分了皇室的领地[（15）]。亨利三世时期，德意志的国家教会制得到了充分地发展。国家教会制培植了教会封建主阶层，他们是国家的官员，担任特使、外交官，甚至是军队的司令官，如同世俗贵族一样拥有大量的封赠。土地的占有权为教士带来了政治权力、优越的社会地位以及控制社会的权力。主教们在教区内行使的不仅限于宗教的权利，而且还掌握着政治、经济、社会公益等各种权利，教区如同世俗领主领地一样成为主教的领地。“许多宗教分区在封建过程里已转变为大小不等的封建宗教产权的一个混乱的集合体。”[（16）]德国历史学家博士尔认为，国家教会制是德国中世纪贵族统治的一种表现形式[（17）]。摄政时期，科隆大主教安诺和不来梅大主教阿达博尔特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宗教和世俗的权力，把其所在主教辖区内的世俗伯爵领地都控制在手中，享有了类似公爵的地位。
    教俗封建主对德意志皇室领地和政治权利的瓜分，大大削弱了皇权的集权统治。1066年亨利四世成年亲政，要收复皇室失去的领地和恢复集权统治就不可避免地与教俗大贵族发生激烈冲突。1073年萨克森贵族起义是这一斗争公开化的第一个回合。萨克森曾经是德皇室的重要的经济命脉，亨利三世时期，萨克森地区的封建贵族就已经与皇权不断地发生摩擦。为了控制世俗贵族，亨利三世扩大了汉堡--不来梅大主教的世俗权力，以牵制以比隆公爵为首的世俗贵族反对派的势力。同时，通过馈赠地产以扩大哈尔伯施塔特和希尔德斯海姆主教区的势力范围。亨利三世还在戈斯拉尔修建了圣西门和尤达行宫教堂，以加强教会贵族的统治核心。摄政时期，皇权对萨克林的控制减弱。亨利四世亲政后组织了一支由施瓦本地区的内阁封臣组成的军队，进驻萨克森，把哈尔茨北部的重要林区和矿区划为国王的特辖区，在那里修建城堡做为统治和管理的中心。早在查理大帝征服萨克森地区时，为收服当地的氏族贵族，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氏族习惯法统治这一地区，条件是接受基督教的信仰[（18）]。所以，这一地区的封建制度发展得很缓慢，除了王室的领地外，大土地占有者的人数并不多，还存在着大量的自由农民。他们的赋税和劳役都不十分繁重，采邑关系和农奴关系在这里表现得都不很明显。亨利四世为了扩大皇室的领地，特别是掌握银矿、铜矿等重要的矿区，在萨克森强制推行采邑制，使大批的自由农民沦为国王的依附农，加重了他们的各种赋税和徭役义务，这就必然引起农民强烈反抗。拆毁城堡、破坏银矿的事件常有发生。另一方面，皇室圈围大片荒地，颁布森林禁令，甚至渔猎也要执照，使开垦荒地、伐树、烧炭、渔猎等经济活动都成为国家收入的来源，由帝国的内阁封臣对此进行管理。这些内阁封臣大多都是来自施瓦本等地的外来人，他们成为当地新的贵族阶层，这就造成萨克森的社会等级发生了大变化。因此，在萨克森人中产生了一种排斥外地人的倾向，特别是那些曾经占有王室领地，享有经济特权的贵族们的这种倾向更为强烈。正如汤普逊所说的：“贵族的怨言和萨克森农民的怨言以及萨克森种族要求独立的果断精神，是纠缠在一起的。”[（19）]所有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最终爆发了萨克森起义。同一时期，在德意志其它的地区也相继出现了抵制皇权集权的斗争，这就为罗马教皇的权势渗入德意志创造了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