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界断言：“弱国无外交”。这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背景而言。其实，晚清初年的国内士大夫阶层并未体认到“弱国”愈来愈成为现实这个历史趋向，相反，“天朝上国”、“天下”语汇所显现出来的却是世界中心主义理念，余外皆为“蛮夷”。鸦片战争后，时局渐变，经世风起，世界中心观念渐次崩塌，对外交往的观念，尤其是对西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咀嚼也就乘着实用主义经世学风如此这般地演化开来。1840-1884年是外交观念演化的重要时期，对它分析是本文的论证重点。
    一、地理观念的转换：促动外交观念演进的重要因子
    在古代，依据儒家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推究开来，它实际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所能看到的世界，即“天下”，长久地局限于东亚一带。中华文明长时期内在东亚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积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即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蛮夷之邦”的三重关系，遥远的生疏的西方诸国后来也被其延纳进“化外蛮夷之邦”的观念结构中去。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性，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16世纪初西人初至，中国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7、18世纪之交，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盛世；即便是在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之。但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实是落后了。但是由于傲视的惯性和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中西通商200年后， 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西方，反而坚信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19世纪之前，不仅中国士人自认为中国是世界事务的中心，即便是17、18世纪来华之天主教耶酥会士在欧洲造成的印象，也认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1〕。但是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使西人自信心与日俱增， 到1850年，他们只承认中国文化优于周边国家许多，却已远逊于任何基督教国家了〔2〕。但中国士人更强调中华文化、政治、 经济的天下中心位置。
    其实，世界地理观念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已经开始缓缓地演变了，肇始于关注“夷人夷情”的世界地理著作已有多部问世，中心王国理念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消退，尽管这是一个极不情愿的缓慢过程。
    晚清地理观念的变化明显地体现在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变化上，时至1861年，冯桂芬等人已认识到世界构成的多国因素，中国仅是其中之一〔3〕。即便是作为中心王国观念的关键词语“天下”也受到挑战， 郑观应认为这个名词对中国来说并不符实，中国只是多国中的一员，他引申说，这种陈旧的观念如不变更，便不具备接受新兴的国际法的心理基础〔4〕。如果说，在40、50年代即便是经世派的重要人物林则徐、龚自珍等士大夫在书写西方国家的名称时，一般是加兽字偏旁或加口字偏旁，但60、70年代后这种写法已很少出现，并且“夷”字使用的频率也逐步减少，与英国续订的《天津条约》甚至规定，在官方文件中禁止使用“夷”字。魏源在50年代就认为，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夷”；黄恩彤将西方称之为“远”（遥远的国家），丁日昌称之为“外国”，恭亲王、薛福成则称之为“西洋”〔5〕。 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年代以前一般概称“夷务”，但此后则由“洋务”、“西学”之类的褒义型概念替换了。
    两次鸦片战争遭受的重创，不但是表面上的，更反映在心理上。经世派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倾向反映出那个时代观念变化的先导性，他们已比较实际地体认到一种新的变局的开始，并且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华的重创与早先骚扰边地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是难以遏制的，应因此势，晚清外交观念的演进即以此为重要的促进因子缓缓开始了。
    二、外交理念：从夷务到洋务
    同心圆式的等级理论比较适合于描述19世纪初年中国士人和上流社会的对外观念结构。在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假定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前提下（在晚清初年的人们看来这种假定就是现实），时人用一套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来应对他们的外交对象--远近不同的国家，地理距离越大的外部夷国与大清皇权的关系越淡化，但即使被淡化处理，远方的“夷人”仍得臣属于大清皇朝，中国是君临一切的中心。
    长久以来，处理外部关系的基点在于如何“理藩”以及如何处理“朝贡”，这实际上是当时夷务的主要内容，它立足于制度和观念结构中的等级制：中国是崇高伟大的内部，“蛮夷”是藐小低贱的外部；中国的经济文化、礼仪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蛮夷”则处处低中国一筹。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将商务贸易等同于外交事务，这是他们外交观念的全部内容，时人称之为夷务。时至晚清初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外交关系被严格限定在通商这一层面上，这不仅是制度上的而且也是观念上的。至少，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广泛地将对外交往仅仅视为经济关系，而不含有政治成分，因而级别较高的官吏不屑于此事，他们基本上是从朝贡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关系，皆以处理夷务为不足挂齿的低微行当。军机大臣阎敬铭就认为，正人君子不屑于处理对夷事务，这种心态时至70年代时仍有影响，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后，其友人有许多为之沮丧，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李慈铭曾扼腕叹曰：“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鳞，此次出山，真为可惜。”〔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