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1840年以后，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华夷之辩也就具有文化上的底蕴。晚清初年的士绅长久以来对亚洲腹地的游牧民族的贪诈、反复无常记忆尤深，因而在观念上将西方人当作蛮夷即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除此而外，对文明形态体认上的误解和隔膜，也促使士绅们看待“夷国”时持轻蔑态度。按照儒家传统观点，君子往往是品行端正、具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和荣辱之心，这是值得高扬的人性；而禽兽是残忍无性和追求肉欲的，在这一点上，士大夫们坚信西人与禽兽无异，因为他们将基督教义和宗教领袖凌驾于自己的父母之上，据此蔑称其有犬羊的本性〔7〕。 这种文明之间的隔膜铸就了晚清士绅在对外交往上的“夷务”观念状态。
    “夷务”外交理念的演进，与19世纪以后重又出现的经世文风以及由其促动的世界地理观念的转换是紧密相联的。“崇实黜虚”的务实学风推动士绅们反观自身所处的变局时代，唤起关注“夷人夷情”的奥秘，地理观念的转换即是其关注的初始行动。对世界地理的关注直接地促动了晚清外交观念由“夷务”状态缓慢地演成了“洋务”状态。
    按照《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2卷的有关记述，1840 年7月时“洋务”一词首次出现，其总的含义与“夷务”是相同的，纯粹是指对外事务和对外贸易之类的事务〔8〕。时至1860年以后， 它仍未失去原有的含义，但增加了一些时代性内容，“洋务运动”一词便是在这样的语意层面上来使用的。关键性术语的出现和使用说明了一个观念迁转的新征象，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年代之前大体上以“夷务”二字来概括，但时至70年代和80年代则改称“洋务”、“西学”，外交观念的嬗变已由初始的世界中心主义观念的神坛上跌落下来。冯桂芬为时局问题提出的两条原则为这种观念变更提供了最好的注解：第一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清廷终于应该屈身虚心地对待“蛮夷”了；另外一个观念更新的征象是时人用语心态的变迁，在40和5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一般将西方冠之以“夷”，但在70、80年代这些著作再版时都改“夷”为“洋”，即由最初的藐视心态转到务实客观的心理状态，《中英续约》第51款虽有如下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内外，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但此类规约实际上很难估计对学术能产生多大挈制作用。郝延平先生在《由守旧到革新》一文中提到，洋务运动的最主要的倡导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鄙视和轻蔑的心理溢于言表，而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9〕。
    如果说晚清初期“夷务”一词的外延仅仅是通商、贸易、朝贡、“理藩”之类的活动，那么60年代以后“洋务”一词的外延便拥有了更广泛的内容，它实际上是以一种“求师问学”的心理将西方的某些器物层面的东西，诸如工业、航运、铸币等，以及远离政治、道德的兵政、商法等方面的东西，延纳进自己的内政外交结构中，在“洋务”理念的支配下，晚清外交已开始步入近代化轨道。1861年设立了处理各国事务的总理衙门，1864年翻译出版了有关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年清帝接见外国外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1876年以后向外国派驻了外交使团，藩属制度实际上已失去运行的条件，清廷的外交传统已让位于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理论和实践。
    三、外交战略：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
    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就晚清初年的中西通商现状而言，绝大多数官僚士子普遍认为，西夷诸国对中国的丝织、茶叶和大黄等商品有着须臾不可脱离的需求。赵翼在《簷曝杂记》中言：“中国陆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膳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10〕这从他们进口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物产已经使这些外商们获利三倍。这一事实导致清朝官员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外国对茶叶和大黄等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断对其供应，“蛮夷”们将消化不良，肠胃病流行。据此，他们又一再想到了贸易制敌：以开放或关闭贸易市场的办法来控制远方的夷国。这是许久以来历代王朝行之有效、百试不爽的一种对待蛮夷的方略。
    其实这就是在朝贡制度下，长久以来即存在的商务羁縻战略。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孟子也曾讲：“故善战者，服上刑”。儒家传统并不注重武力对敌的思想是历代王朝“怀柔远人”的理论依据，商务羁縻战略正是“怀柔远人”这种传统观念的一种并行不悖的选择。在清朝的对外观念中，对外关系等同于通商，通商即是“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是给予蛮夷的恩惠，而对于蛮夷的不恭不敬，最直接的对策就是取消这种恩惠。这种不用兵戎而是采取断绝贸易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经济制裁，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作为驾御西方人的重要诱饵，实现安抚诸国以避免军事冲突的目标。商务羁縻所反映出来的观念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关注商务贸易的有效价值，换言之，这种战略在于充分地估计西方人的需求倾向，他们志在贸易，不以攻城掠地为目标，从奕忻、李鸿章、郭嵩焘，到左宗棠、王韬等人差不多都认识到这一点，即西夷诸国不以夺取中国土地为目标，也无意推翻清政权，他们重在通商和得利，寻求市场和夺取原料。王韬的话颇具代表性：“西洋通商中国，就目前而论，其志在利不在于土地”〔11〕。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李鸿章、曾国藩、曾国荃等人也附和郭氏的意见，断然认定处理对外事务的最好办法是“羁縻”〔12〕。其次，商务羁縻所反映出的观念也隐含着晚清初年对西方诸国社会文明、经济、道德的低程度估计，时至晚清之前，士绅阶层仍将夷狄跟各种动物类比，习惯于用狄、蛮或其他名词来称呼非中国的族类，从上述名称的汉字部首来看，这些族类与动物相通。驯服、驾驭动物的基本手段是用大棒驱赶役使，循于此，对“蛮夷”也仿照此法用肉骨头和大棒驾驭，此即“羁縻”的本来含义。商务羁縻观念所反映出来的外交意识根源于世界中心主义地理观念的局限性，它说明晚清初年中国社会对西方的漠然无知以及对自身文化道德优越性的自负虚骄心态。这种对外战略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显得更为充分，针对中英两国在鸦片问题上的冲突，清廷大员基本上以“天朝”的逻辑来思考应对既已出现的冲突。虎门硝烟以后，道光皇帝不断收到林则徐的奏折，看到数不清的“夷务”等待其处理，深感“殊属不成事体！”于是他提出一项一劳永逸的办法：“即将咭唎国贸易停止”，什么具结交凶、续缴鸦片等等事项，统统不再与其追究下去，至于这次商务羁縻决断所引出的后果，他仅仅看到税银减少这一项，对此他也并不顾虑：“区区税银，何足计论！”〔13〕这种处理，在道光皇帝看来，犹如快刀斩乱麻，割断了中英当时唯一联系的渠道--通商贸易，此后，西夷决不会再来纠葛大清政权，再也不会有什么冲突矛盾，恰如井水河水互不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