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的战略转向，是伴随着中国国势趋向衰微以及民族主权日益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而出现的。因为商业贸易利润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前已述及，晚清士人认为西人在华“图利而不图土”，所以他们便想到了“以牙还牙”，这既可挽回民族既失权利，又可遏制西人膨胀起来的贪欲。商务羁縻在鸦片战争期间证明已失去价值，取而代之便是采择“以贸易为武器”的新战略，这便是商战抗夷的来由。
    晚清时代清王朝屡战屡败的耻辱，使得一大批新兴的官僚士子从“天朝大国”的逻辑结构中醒悟过来，睁眼向洋关注夷人夷事，终于不情愿地发现了中西之间的差距裂痕扩大的原因。由最初的船坚炮利演进到商务贸易，由华夷之辩向华洋并举，从观念嬗变的角度看，这已经开始从虚骄自负走向现实恭谦。经世之风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体已挣脱了商务羁縻的陈旧框框，较早涉足中西事务的某些士子官僚已酝酿并提出了“商战”思想，它是“洋务”外交理念状态下的一种新式思想，作为晚清制夷外交实践中的重要阶段，“商战抗夷”理应被视作同光新政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战略。
    “商战”一词较早地出现于曾国藩的书信中，随后丁日昌和薛福成也曾论证过商战问题〔14〕。商战抗夷演自兵战制夷，兵战不敌，主权渐被西方蚕食，“商战抗夷”这种战略才作为内政问题逐渐形成了。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这个角度看，与西洋周旋抗争的外交实践，也仅有“商战”一途可供采择。60-70年代，“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分洋商之利”，“以商敌国”，“寓兵于商”等较为普遍的舆情民意反映了社会观念的新变化，它是“商战抗夷”外交新战略的民意基础和思想来源。王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彼所患者，不在我兵力，而在我之商力，盖恐我国以商力与之争衡耳”〔15〕。郑观应是“商战抗夷”思想最重要的倡议者，他对此作过较完善的论述，在其最负盛名的著作《盛世危言》中，特别地强调利用商业贸易作为制夷武器的必要性，主张兵战与商战并举，以制止军事侵略和经济蚕食。他认识到，西方国家不仅用枪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业作武器，其军事侵略和外交谈判都是在谋求经济利益，我们应将商战看得比兵战更有绩效。他设想，如果中国的商品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西方的商品进行竞争，洋商就不得不赔本，赚不到利润，他们自然就得回国，这是一个兵不血刃的隐性外交战略〔16〕。时至光绪四年（1878年），湖广道监察御使李璠提出“以商制敌”的两项措施：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造〔17〕，“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往贸易，收回权利”〔18〕。此为“商战制夷”外交战略的内政化韬略，它反映出清廷大员对此思想的广泛认同。
    “洞察是改变观念唯一有效的方法”〔19〕。同光新政前后的“商战抗夷”论的提出，也是从经世派士大夫对西洋诸国最直观的洞察开始的。例如王韬60年代在英国生活一段时间，对泰西礼仪文明、经济外交均有较深刻的体认；郭嵩焘70年代赴英也对泰西的社情民意留有极深刻的印象；以办理洋务著称的李鸿章、徐润、丁日昌、恭亲王等人无不与西洋人打交道，知之甚多。这种洞察的重要价值在于较快地促成了中国晚清社会士子儒生阶层的思想分野和裂变。尽管“商战抗夷”外交战略影响下的同光新政并未达到其制夷的目的，但在当时“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20〕的社群心态下，仍不失合乎国势世情并且带有经世务实色彩的一种抉择。
    四、外交原则：从以夷制夷到均势、结盟理论
    “天子守在四夷”、“合纵连横”之类的思想观念仍旧影响着晚清初年的外交事务，时人进一步发挥阐释为“以夷制夷”。鸦片战争时期，这一外交原则曾经在官员中流行开来，禁烟过程中，林则徐曾主张，除去英国，允许其他国家与中国通商，作为制服英国的方法；阮元建议利用美国来钳制英国；战争结束后所引发的讨论中，魏源建议中国在陆地上应与俄国结盟，以威胁印度，甚至威胁越南、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则应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以造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21〕。这种政策的底蕴在于清朝政权凭籍它给予各个联络伙伴以通商的有利条件作为诱饵，使其立场上靠拢清政府，遏制敌国。时至甲午之前，这种“以夷制夷”的陈旧观念仍为清廷大员所钟爱。李鸿章曾断言：“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22〕。这种外交方针的荒唐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晚清日趋颓弱的国势并不能操纵列强纷争，而且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是雾里看花，模糊其中，因而其实际上的运作，往往不及封建盛世时代那样得心应手，成效显著。
    “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均势和结盟原则的倡导。时至80年代前后，均势与结盟原则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开始流行。出使法兰西的马建忠较早地涉足这个问题，1878年他详细地阐述了西方外交中的均势理论原则，并较早地使用了“均势”一词〔23〕。均势理论原则的倡导和实行与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等人的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李鸿章在70年代时即有此种见解，他将日本的崛起和对中国的利益要求看作是牵制和遏制西方诸国在华纷争和势力膨胀的一种力量，并且处心积虑地欲使西方各派势力在华保持某种暂时的平衡〔24〕，他所依据的成功实例是古代春秋时期燕国作为小国能够在大国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成功经验，以及当时土耳其、比利时和丹麦等小国在国际政治方面的成功经历。
    曾纪泽有关的言论为李鸿章的观点作了较好的注解。他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1883年他曾建议清廷在其所属的安南采取均势政策，坚持安南应向西方贸易势力开放门户，这种“门户”政策能够使得西方纷争的各派势力保持一种均衡，如此运作下去，不但安南能够高枕无忧，即便是中国边疆也得其益处。他曾形象地看待这种均势政策：犹如群虎争羊羔，孱弱的小羊羔完全可以在一群强大的老虎争斗下获得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