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衰落原因
    荷兰商人资本的衰落，其直接原因是外部打击下其国际转运贸易主导权的丧失。众所周知，国际转运贸易是靠对一般商业和经济都不发达地区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靠对多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而来的，[1]（第367页） 其优点是让其他国家来承担生产成本，实行“生产成本外部化”战略，其缺点是当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有能力直接交易时，靠转运贸易而繁荣的商人资本就会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在西欧经济发展史上，国际转运贸易曾经造就汉萨同盟商业帝国，热那亚商业帝国，威尼斯商业帝国，荷兰商业帝国，但是历史也说明这种转运贸易后来也逐渐成为这些商业帝国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以致它们最后衰落。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荷兰商业帝国来说，在17世纪中期以前，国际转运贸易曾使它兴旺发达，“货栈兴旺，一切都兴旺”。然而荷兰之所以会取得成功，是因为那一时期西欧还没有多少民族国家兴起，但是到了17世纪后半期特别是18世纪之后，西欧大批民族国家兴起，推行了带有强烈经济民族化色彩的重商主义，它们支持国民对外贸易，鼓励开办手工工场，大肆打击外国中间商人，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对荷兰中间商筑起一道道贸易壁垒，使得偏爱国际转运贸易的荷兰商人资本难以生存下去。新经济形势要求荷兰商人资本尽快转型，而不是沉迷于没有坚实生产基础的经济模式中，然而惯性使得荷兰商人资本固守着那种曾给它带来巨大成就的模式，不能及时地把握住经济发展潮流，结果是在18世纪荷兰商人资本急剧衰落下去。以上是荷兰商人资本衰落的表层原因。
    荷兰商人资本衰落深层次的原因，与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的大商人资本衰落原因如出一辙，它们都是由商人资本自我扩张中所固有矛盾所致。
    在解释热那亚商人资本为什么衰落时，美国经济史学家阿锐基说：获利的原理本身，限制了热那亚资本的自我扩张，从而使它面临自我灭亡的危险。[5]（第145页） 其实，热那亚、威尼斯、荷兰等地商人资本衰落的实质，都是资本的自我扩张与物质扩张（包括贸易与生产）之间基本矛盾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使然。从理论上说来，商人资本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即不管商人资本是投向生产、贸易，或金融中的哪一种方式上，它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资本增殖，实现资本的自我扩张，即马克思所说的MCM′（M代表资本，C代表商品，M′代表增殖资本）。物质扩张即生产、贸易的扩大，只不过是资本扩张（资本增殖）的几个手段而已，当贸易和生产扩张到一定阶段，就会使资本的利润下降。在亚当·斯密看来，所有贸易和生产扩张都往往会迫使利率下降，因而损害它们的主要基础（资本自我扩张）。[5]（第265页） 按照资本主义扩张逻辑，精于算计的大商人资本家要把资本的利润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就会自动地使贸易或生产扩张停止，将资本从他们赖以发迹的贸易或生产领域（即从物质扩张领域中）撤出，在金融利润可接受的情况下，他们就从事巨额融资活动，向权力载体提供政治货款。因此，热那亚、威尼斯，荷兰等地大商人资本在成熟之后相继都走向了金融扩张之路。历史上的“热那亚时代”，其实质就是以热那亚、威尼斯等为代表的原发达地区大商人资本所掀起金融投机狂潮；17世纪荷兰在商品资本高度发达之后，也成为西欧金融输出大国。不过，当商人资本由物质扩张阶段走向金融扩张阶段，也就意味着资本原在地区即将走向衰弱，“对金融的过度关注和对债务的容忍，显然是经济强国晚期的典型特征，它们预示着经济衰退的到来”。[5]（第371页） 这是因为财富和利润的最终源泉还是在生产领域，完全脱离生产领域的地区与国家，长此以往它们的经济基础不可避免地出现“空心化”，从而逐渐衰落下去。而处在上升中的商人资本，它们赢利的胃口比较小，只要在贸易与生产中还能赢利，就会把利润投资到贸易或生产的进一步扩张中，抓住老牌资本放弃的贸易活动空间，在其中逐渐强大起来，最后打败老牌资本，成为新一轮经济角逐中的主角。中世纪以来，商人资本在西欧大舞台上此消彼长的现象就是由这条规律所左右的。
    能否从主观上改变商人资本发展过程中的这一困境？这需要大商人资本的创新精神，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大商人资本家逐渐丧失了先前那种开拓进取精神。大商人资本发财后，在资本新的增殖渠道还没有发现之前，它们往往出现“秋天的迹象”，趋向于保守与僵化，从贸易和生产部门撤资，转向金融、信贷等投机领域，以图坐收利息。例如在近代转型时期，意大利大商人资本主要精力用于金融市场而不是商业活动，意大利人愿意把财富放在家里，也不愿投到风险较大的海上贸易之中。罗马诺说：意大利不缺资本，资本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意大利商人宁愿把财富投入到那些如年金，租税，地产等行业，而不是产生利润的贸易行业。[8]（P11） 17世纪下半期荷兰商人资本在国际转运贸易遭到外界打压之后，不是积极主动地去改变原有的转运贸易模式，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而是选择了从商业与生产领域抽身并转向金融领域。其实综观中世纪以来西欧大商人资本，无不都有如此相似地表现，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1]（第366页）
    当时的政权主体是否能扭转这一困局？不能。因为中世纪及近代大商人资本占主导的地区，往往是政权主体活动能量比较小的地区。例如热那亚、威尼斯等都是一些城市，即使是汉萨同盟，荷兰也只不过是城市之间松散的政治联盟。也许正是因为当地政权力量比较小，所以商人资本才能够在没有多少政治羁绊的环境中茁壮成长。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当商人资本一旦走向成熟，“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时候，当地政权主体却没能对占主导地位的大商人资本经济行为进行强有力地干预，而是任其所在地区的经济走向衰落。
    在既无商人资本创新精神，又无政权主体强有力地干预的情况下，热那亚、威尼斯、汉萨同盟、荷兰的那些能主导本地区或本国经济的大商人资本，不顾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利益，按照资本本能的逻辑，把大量资本投入到纯粹的金融活动中，从而严重影响了本地区商业和工业的发展。“长期的社会稳定往往会繁衍出形形色色的，只关心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创立或借助各种制度以求保障一己私利，维护既得利益，排斥竞争与创新，‘制度僵化症’由此而来”。[9]（第14页） 中世纪以来西欧大商人资本的表现就是如此。“在商人资本占优势的地方，过时的状态占着统治地位”，所以一般说来，那些商人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往往被淘汰。
    综上所述，西欧中世纪以来无论是意大利商人资本，还是荷兰商人资本等，它们都有显著的特点：由先前开拓创新到后来保守僵化，从勇于竞争到逃避竞争，最后都在新经济形势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而由它们主导的城市或国家也从核心地区沦落为外围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