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世纪后半叶，沙俄政府最终武力吞并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并在这块新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起军政合一的统治。1865年成立突厥斯坦州，颁布《临时管理条例》；1867年成立突厥斯坦总督府，府治设在塔什干市；1886年颁布正式的《突厥斯坦边区管理条例》。通过临时管理条例和正式条例，确立了边区行政、司法和经济体系。与俄国其他省和州不同的是，突厥斯坦总督府不隶属于内务部，而是属于军部管辖。总督府下辖5个州：锡尔河州、七河州〔1〕（两州均为1867年成立）、费尔干纳州（1876年成立）、撒马尔罕州（1887年成立）、外里海州（1881年成立）〔2〕。 哈萨克斯坦的领土最初分属三个总督府管辖：突厥斯坦总督府（七河州和锡尔河州）、奥伦堡总督府（乌拉尔斯克州和土尔盖州）和西西伯利亚总督府（阿克马林斯克州和谢米巴拉金斯克州），昔日布科汗国的领土1872年划归阿斯特拉罕省；曼格斯拉克1870年划入高加索军区，稍后归外里海州管辖。1891年3月25 日通过《阿克马林斯克、谢米巴拉金斯克、七河、乌拉尔斯克和土尔盖州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新成立的草原总督府代替了原来的奥伦堡和西西伯利亚总督府，府治设在鄂木斯克市，下辖阿克马林斯克、谢米巴拉金斯克、乌拉尔斯克、土尔盖州和七河州。 1886 年颁布的《突厥斯坦边区管理条例》和1891年通过的《阿克马林斯克、谢米巴拉金斯克、七河、乌拉尔斯克和土尔盖州管理条例》，是沙俄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巩固和加强了这里已经实行的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最高长官为总督，总督、州长和县长等职务全部由军官担任。突厥斯坦总督府和草原总督府的总督集辖区军政、外交、经济和司法大权于一身，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总督办公室和所辖各州军事总督均听命于他。各州管理机关由州军事总督和州管理委员会组成。州管理委员会是军事总督的执行机关，受军事总督的直接监督。七河州和锡尔河州军事总督还负责处理边界事务。每个州由若干个县组成。各县县长由总督府总督根据各州军事总督推荐，从军官中任命。每位县长配备两名助手，其中一人由土著居民上层人物担任。县长掌管一县军事、民政大权，是所辖县警察部队的最高长官。本县所属军队、堡垒均听命于他。县下分为若干乡。每个乡由若干个行政阿乌尔（或基什拉克）组成。每个行政阿乌尔有100～200顶帐篷的牧民组成，每个乡包括1000～2000户。阿乌尔每50户选出一名50户长，由50户长组成乡代表大会。乡和阿乌尔（或基什拉克）行政官员由乡、村代表大会每三年选举一次产生，由州军事总督批准。乡长掌管一乡的行政和警察；牧区行政阿乌尔长称斯塔尔施那，农业地区基什拉克长称阿克沙卡尔。
    乡、村一级官员一般从巴依、商人和高利贷者富裕阶层中产生。“选举”通常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和不正当的权钱交易。据沙俄官方记载，在“选举”乡一级官员时， 一位候选人用于吃喝送礼方面的款项竟达15000卢布。乡、村一级官吏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现象早在80 年代初已很普遍，到1916年起义前夕及其后的“招军工”中达到极点。1916 年9月21日，鄂木斯克乡应征哈萨克向俄军部状告本乡乡长等人的舞弊行为。状纸中说，由于他们的非法行为，应服劳工的人和不够条件的人完全搞反了，有钱有势的人用各种方式逃避应征：贿买官吏、改变出生年月、和老牧人调换位置等，有钱人和商人大部分被免除服役。乡长和书记官把穷人和与自己作对的人编入应征名单中。结果，乡长的几个符合条件的兄弟被留在了家里，20多个超龄的人却被征上了〔3 〕。 因此， 1916年大起义中，乡、村官吏们成为起义者最为痛恨的一族和首先打击的目标，“损失”最为惨重。他们生活在恐怖之中，不仅无力执行沙皇的命令，甚至不敢迈出毡房一步，成为官府保护的对象。
    沙俄政府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警察系统，在州级市有警察局，县级市设警察所，乡、村有警察段，警察成为沙俄政府进行统治的重要工具。1907年11月，更建立了突厥斯坦地区暗探局，在中亚实施白色恐怖，封闭和查禁进步书刊，摧毁进步社会组织。沙皇的警察和宪兵遍布各地，监视着人民的一举一动。他们也是1916年中亚人民大起义中人民最痛恨的一类，各地起义几乎都是从攻打乡、村官吏和警察、宪兵开始的。
    二
    沙俄并吞中亚后，致力于发展植棉业，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里变成俄国棉纺织工业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中亚由此开始了自己单一畸形的经济发展历史。在沙俄的苦心经营下，中亚的植棉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棉花播种面积由1870年的1万多公顷增至1916 年的74万公顷，棉花总产量由1889年的2.27百万普特（1普特＝16.38公斤）增加到1916年的14.9百万普特。中亚产的棉花在俄国纺织品市场上所占比重逐年增加（%）
    费尔干纳地区几乎被棉花所垄断，1915年棉花播种面积占当地灌溉地总面积的60%～80%，一些地区甚至达到100%。 中亚棉花播种面积的增加不是依靠新增灌溉地达到的，而是依靠排挤其他作物，主要是粮食作物和饲料实现的。
    为了把中亚原材料更快、更多地运进俄国，为了更有利于统治和开发这块土地，沙俄政府在这里修建了中亚铁路、奥伦堡一塔什干铁路和费尔干纳铁路。随着铁路的修通和俄国资本主义的渗入，中亚地区微弱的商品货币关系得到了较快地发展。俄国商人、高利贷者、资本家和银行主大量涌入，他们在这里开银行、办工厂、发放高利贷、建立棉花种植园，大发横财。俄国与中亚之间的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亚由沙俄占领前的出超地位变为入超地位，俄国商品和资本迅速占领了中亚市场，排挤了英、德、美等国商品。中亚的棉花、卡拉库尔羊羔皮、毛、皮革、生丝、苜蓿籽、棉籽油、干鲜果品等通过铁路线源源不断地运进俄国中部和欧洲市场，为沙俄政府换取了大量外汇；与此同时，从俄国输入中亚的是工厂制品、粮食和食糖等，这些商品逐渐淘汰了中亚的原始手工业制品。在中亚输入俄国的商品中，棉花占据第一位，蚕茧生丝第二位，卡拉库尔羔皮第三位。
    由于中亚被强行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农村封建宗法制度开始松动，两极分化加剧，土地集中到各类剥削者手中，大量小农破产，成为雇工、佃农或契约农民。这种情况以费尔干纳产棉区最为典型。据沙俄官方统计，费尔干纳土地买卖平均每天价值达372616卢布〔6〕。 高利贷和发放定金者异常活跃，他们在每年春季棉农最困难的时候借给现钱或工厂制品、茶叶、小麦、面粉等物，秋后加倍收取。 如春天借出5袋面粉，秋后收回10袋。此外，银行也是中亚居民一个大债主。据沙俄官方统计（1912年11 月）， 突厥斯坦居民欠银行的债务：国有银行为2750万卢布，私人银行为12920万卢布，共计15670万卢布。其中费尔干纳地区就占到8030万卢布，占全部债务的51%。
    沙俄政府作为中亚最高统治者，除直接参与对中亚的经济掠夺外，还以税收的形式从这里攫取了大量财富。沙俄统治中亚后，基本上保留了占领前的税收形式：牧区按户征收帐篷税，农区征收土地税和塔那普；瓦库甫地仍分为免税地和纳税地两种。此外，穆斯林还要为清真寺和国库交纳乌守尔和波吉尔税。为了保证税收，官府每三年核对一次人口。1869年，沙俄政府在突厥斯坦边区征税1884193卢布；到1914年， 增加到23704087卢布。其中仅土地税一项，就由1869年的6573094 卢布增至1914年的6659021卢布。一战时期税收数目更加庞大， 边区土地税到1916年增长了一倍，达到14311771卢布， 工业税也由 1149676 卢布到2838240卢布。对游牧民征收的帐篷税也增加了一倍， 其他附加税更是成倍地增长〔7〕。此外， 沙俄政府还在“自愿捐献”的名义下从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搜刮走了千百万卢布的牲畜和其他产品〔8〕。
    除法定税收外，各种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的额外税更成为土著居民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突厥斯坦地区暗探局一官员在谈到1916年七河州居民起义时指出，县、乡二级政府官员的额外剥削和掠夺是其起义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从县长到最后一位侍卫的到来，土著人必须尽其所能招待他们。路过此地的官员们如果得不到点什么是不会离去的。乡长的儿子娶亲时，要向乡民征收卡累姆（KAJILIM），总数达4千卢布〔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