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建设“社会的国家”思想的首要内容是振兴实业，使中国工业化。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33〕。他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表示，“最近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政治性质”，“但是它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共和成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但于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以保其本国实业之发达。”〔34〕民国肇始，他在辞卸临时大总统后的九个多月间，赴各地多次演说发展实业问题，强调“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憧憬“农业的中国要变成工业的中国”。他说：“五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倘全国有数百汉治萍，安得不富。”〔35〕孙中山的“振兴实业”思想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有强烈的市场意识，特别是世界市场意识，力图在保持主权的条件下，实行开放主义，广泛吸引外资，与世界市场紧密连接，遵循近代经济运行的常规，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孙中山意识到，“近世经济之力，足以破除国界”。他在民国成立后指出，“现世界各国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36〕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撰写宏大的《实业计划》，研究战后“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突出地表现了他欲图充分运用战后国际市场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设想。孙中山是具有超前意识的杰出人物，他在“迎合世界之潮流”，强调“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时，始终坚持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等“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37〕。一再指出，“在一个国家之内，只少数人有钱是假富，要多数人有钱才是真富”。“富而不均，则仍不免于争，故思患预防，宜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38〕。这样，“振兴实业”和“防于未然”作为一种历史悖论被包容在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历来研究很多，这里不再论列。关于节制资本，作为一个名词提出，当是1912年。这年底，孙中山在杭州说：“实施民生主义的四大纲领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这是改革社会，提高人民生活的主要途径。”〔39〕孙中山对资本问题的基本态度是：“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办法是“利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40〕。他解释说，“节制资本”，主要是节制企业之“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其他“各项实业，均将以私款兴办，满若干年即归国有”。他还指出，“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即“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41〕。
    进入20世纪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迈向所谓“后工业时代”，而落后的中国还处于一种“半工业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前工业时代”。中国和西方世界在社会发展上出现的“时代差”，使以西方社会为“模范”、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在发展模式上表现出一种既要遵循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常规，又要超越这种常规的特点。孙中山作为中国20世纪前期最具前瞻性意识的思想家，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初就探本寻源地说：“我国未经实业革命，向主张闭关主义”，是一种“过代之文明”，而西人是“近世的文明”，“中国盖实当老迈时代”〔42〕。这里寓含着对“时代差”的一种观察。落后的国家要近代化，必然要讲速度，要考虑迎头赶上。孙中山在表述取法西方谋求中国发展时，常用“并驾”、“突驾”、“迎头赶上”、“后来居上”等述语，含有一种“超越”思想。早年，他在创立兴中会后，曾有过“使中国越过殖民化的危机”的表述〔43〕。1903年，他提到并同情社会主义。后来，他称自己的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1905年，曾向第二国际书记处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44〕。这更是用明确的语言表达“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设想。自20世纪初以后，他一再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以彻底的民主主义立场去理解和同情社会主义。他说：“盖共和之国，首重平权，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是社会之蠹，非共和国之所宜用。”认为：“循进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为，社会主义实为之关键。”〔45〕他强调：“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1〕 所以始终主张，在“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时，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社会革命纲领。甚至在提出著名的《实业计划》宏图时，也强调：“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2〕。 以往学术界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研究，存着一种“唯生产关系”论的倾向，忽视对他的振兴实业思想和市场经济思想的研究，偏好于讨论“平均地权”，造成一种“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的错觉〔3〕； 满足于“主观社会主义”的现成结论，未能透过是“社”是“资”的简单的定性分析，更多地从中国近代化的视角考察孙中山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深沉的探索。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并由一种单一的、单向的思维定式改换为一种综合的复合性思维，当不难发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包容“振兴实业”和“防于未然”两方面的内涵，其根本大旨是在对“世界各国”的“从同”和“超越”中建设一个足以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又“均等发展”的“社会的国家”〔4〕。
    四、余论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近代国家思想以三民主义为主要理论形态，是当时中国最完整、最鲜明的近代国家思想。它富有浓郁的近代理性和复合性思维。近代化是一种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当中国近代化历程发生世纪性转折、开始进入“仿效外国改革政治”阶段后，孙中山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凸现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时代课题，又用民生主义规定了“振兴中华”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摒弃以朝代代国家的传统国家观，正式揭橥中华国号和中华民族族号，把建立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国民国家”、“社会国家”的任务提上中国历史发展日程，在中国国家发展史和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开天的意义。孙中山在“创立民国”和“捍卫民国”的斗争中，主张“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用“外察世界潮流”和“内审中国国情”的办法，“产生完全优美之宪法，驾于欧美以上，作一中西合璧的中国”〔5〕。 他在“创立共和于中国”的问题上主张革命的“突驾”，不容间有行“君主立宪”的“过渡”；但认为在革命底定后，主张在“建立共和法治”和“养成共和国民”方面“循序以进”，用“实行地方自治”的“过渡时期为之补救”〔6〕。在社会经济发展上， 他认定中国必须实行“产业革命”，“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又主张同时进行社会革命，用“预防的办法阻止私人大资本”的垄断，在“社会管理”模式上进行某种“超越”。这种综合审视和正确处理文化关系上的中国和世界、国家变革中的“激进”与“渐进”、社会发展上的“从同”和“超越”，是一种基于近代理性的复合性思维。孙中山的近代国家思想虽在历史实践中未能完全实现，但其闪烁着的建立一个独立、平等、民主、自由、文明、法治的共和国的近代国家理性之光，其在对近代中国文化整合、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上所表现出的涵泳深湛、气度恢弘和高瞻远瞩的复合性思维，可给处于新的世纪转折中的中国现代化以有益的历史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