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十六世纪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作用，他们既充当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又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文化的接受者，继而他们又成为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他们被称为“近代文明的哥伦布”，因为他们发现了文化意义上的新大陆。
    来华耶稣会士都是博学之士，他们以异域人的敏锐眼光吸取了中国文化的精华，同时，他们又以文化比较的目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自封的一面，至今仍能发人深思。
    一、耶稣会士脱胎换骨接受中国文化
    地理大发现启发了天主教会向海外寻求发展的天地。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推动了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成为欧洲各国殖民政策的一部分。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也是受时代潮流的裹挟而来。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曾预言：“我认为这个传教会（指在华耶稣会）对于上帝的荣耀、人类的普遍利益、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中国人那里，都是我们时代最大的事情，这是一次互相的启蒙，这使我们一下子了解了他们几千年来做的工作，也使他们了解了我们做的工作，其中的伟大意义超越了我们所能想象的。”
    耶稣会来华后，他们身兼两职，既充当西方文化的发射者又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文化的接受者，继而他们又成了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士开创了欧洲的汉学研究，被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称为“近代文明的哥伦布”。
    我们从初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们的叙述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们在中国传教时，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经受的文化震惊和文化融合。
    中国和欧洲相隔万里，地理历史、文化礼俗都绝然不同。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后必然有一个艰难的文化适应过程，甚至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沙守信神父一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从北京给巴黎的信中以他的切身体会谈到传教士来华前应做的思想文化准备。他说：“首先，到中国来的人们必须热爱耶稣，决心在各方面约束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不仅因为气候、穿着、吃食发生了变化，而且生活方式和法兰西民族的性格和风俗都迥然不同了。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或者不愿意接受这种变化都不用想到中国来。本性难移的人这里是不需要的，某种太冲动的情绪会很奇怪地导致某些灾难。中国人要求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尤其要能控制自己不要为所欲为。”
    语言和文化是不能隔开的，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异族人交谈不是那么一点而通的，需要作一番详尽的文化历史的交代。沙守信说：“一个法国人一小时内能够给他们讲完的事情，中国人听上一个月也仍然不知所云。……如果您不具备某种柔和，某种温厚，某种坚韧不拔的品质，您每时每刻都会觉得难以忍受。”众所周知，开创耶稣会中国传教会的利玛窦神父的成功的奥秘正在于他谦虚谨慎地接受中国文化，适应中国文化，然后用中国人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传播他的教义。学汉语、穿儒服、结交中国朋友，既是他为了传播基督教采取的必要途径，也是他逐渐中国化的过程。他成了后来耶稣会士们仿效的榜样。
    初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们的确是以利玛窦为榜样，在踏上中国土地前后都把接受中国文化作为传教是否成功的关键。雅克神父一七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信中这样自我描绘：“如果您现在看到这位被派来的人的话，我怀疑您是否还能轻易地认出来。蓄了两年的胡子，光头只剩下一块地方有头发，那是欧洲神职人员通常剪发的地方，他穿的衣服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切使得一个人的形象完全改变了。”“我们在这里的服装是这里的体面的服装，一件白布长袍，外面罩了一件同样长的丝棉袍，通常是蓝色的，束一条腰带，上身穿一件黑色或紫色长到膝盖的宽大的小外衣，袖子又宽又短，一顶如缩短的圆锥形的小软帽子的四周挂满了丝穗和红色的花翎，脚蹬一双布靴，手上拿一把扇子。这就是每次出门前或者有客来访时要认真打扮起来的装束。在家里，可以脱掉一部分这些物品，但是做弥撒时别忘了戴上那种特别的软帽和穿上靴子……”。这种自我形象改变的认可正是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
    穿儒服还只是需要传教士们心理上承受自我形象的改变，学习汉语却要他们付出千百倍的努力。晁俊秀神父一七六九年十月十五日从北京给巴黎的信中把中文和法文作了比较：“汉语真难。我向您保证它和任何我们知道的语言都不相同。同一个词从来只有一个结尾（词干），我们以性数来区别的讲的东西的种类和数量，而汉语没有性数变化。汉语的动词也不表明是谁在作为，怎样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是单独做的，还是和别人一起做的。总之，中国人说话同一个词可以当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单数、复数、阳性、阴性，等等。您必须听仔细，琢磨揣度说话的场合。”“更有甚者，这些所说单音节的组合排列，好象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因此，为了学会这种语言，学了所有词汇以后，还必须学会特定的每一句话。稍一些改动，你说的话就有四分之三的中国人听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