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戒备心理是文化交流的障碍
    耶稣会士们为中国皇帝服务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因而，传教士们对与他们教理相悖的事情是很敏感的。他们时刻都有一种文化戒备心理。乾隆朝时，汪宏达神父在一七六九年九月十五日写往巴黎的信中叙述了一件事：“我们在宫中干活很平静，我们手下有一些人听使唤，没有人要我们操心。我们在异教徒官员们面前无所顾忌地做祷告。您瞧，我们是多么自由地做我们教会的日课，皇帝对我也睁一眼闭一眼。有一次，他们想把一只铁瓶涂上兰色。他们问我是否能做这件事。我不知道这种瓶的用途，我起先回答可以试试。可是后来我听说这种瓶是作迷信用途的。了解此种瓶的用途的官员想瞒我。于是我找到他们，笑着对他们说：‘你们要我涂这只瓶的时候没有告诉我它和我们的圣理不相符合的用途。因此，我绝对不能做这件事。’官员们笑了起来，他们并不勉强我，他们显得对他们的上帝并不很在意。”
    类似的事件在康熙朝时也发生过。当时在皇太子那里照管数学仪器的陆伯嘉教士旨令把一些铁瓶涂成兰色，神父们以为这些瓶是偶像崇拜的器皿，或是某些超人使用的法器。他们和皇太子顶撞得很厉害，皇太子发了怒，充当翻译的白晋神父甚至被囚禁了一夜。其实，据皇太子说，那是他自己使用的东西，他一再说明这种瓶根本不是偶像，白晋神父才磕头谢罪。
    其实中国人有中国的文化传统，无论康熙朝时的白晋神父，还是乾隆朝时的汪宏达神父大可不必如此大惊小怪、大动干戈。他们可以着意了解有关的文化知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再作表达不迟。相对地说中国人就比较轻松自如得多，他们只是一笑了之，并不要求传教士们勉为其难，还让他们无所顾忌地祷告上帝、做日课。“（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上帝并不很在意”，中国人本来宗教观念就比欧洲人淡薄得多。耶稣会士的这种文化戒备心理，往往会引起文化上的误会，甚至冲撞，成了他们接受异族文化的障碍。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耶稣会士到了中国，他们的音容笑貌、衣着谈吐、随带物品、基督教义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一个崭新的西方文化存在，同时他们身处与西方文化迥异的东方文明古国的文化氛围中也产生了一种文化震惊。他们在学习、接受中国文化的同时，渐渐改变了自我文化形象，也改变了他们固有的文化观念。这种改变的过程也是中西文化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是两种相距甚远的文化冲撞与交融的过程。他们身兼中西文化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了大量意义重大的工作。正如莱布尼兹所指出：“其中的伟大意义超越了我们所能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