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汉语的发音尤其困难，永远是个障碍。简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首先，每一个词有五个不同的声调，不要以为每个声调都是清晰可辨的。这些单音节在耳边一晃而过，好象就怕被人抓住似的。中国人还省掉不知多少元音，几乎听不到双音节的词。从一个送气发音的词接着就是一个连音词；一个嘘音接着是一个被吃掉的音；一会儿气流通过嗓子，一会儿气流通过上腭，几乎总是有鼻音。我在公开布道前，先对我的仆人至少练了五十遍。我让他听不懂就要我重复，我得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重复。他就象我的中国听众一样，只听懂十分之三。还好，中国人很有耐心，他们很惊奇，一个可怜的外国人竟会说两句他们的话。”“难懂的语言文学要求我们勤奋学习，尽管这种学习毫不痛快，我们只希望有一天能成功地掌握这种语言文字来为上帝服务。唯有这种希望支撑着我们。由于在语言文学方面，我们总有许多东西要学习，研究，我们必须养成习惯不断地把学到的东西进行操练，并且在对外交涉中付之实践。”
    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要学会汉语确实不容易，需要坚韧不拔、刻苦学习。无论传播文化还是接受文化，都必须首先闯过语言关。语言通了，还必须学习、理解对方的文化，与对方作思想交流。洪若翰神父一七○三年二月十五日给路易十四的听神功神师拉歇兹神父的信中叙述了熟喑中国经书的法国耶稣会士刘应获得康熙的皇太子的好感：
    “……他（皇太子）熟读中国经书，对于以熟悉中国经书著名的刘应神父表现出特别的好感。谈了一会儿话，皇太子命人取出古书来给刘应神父看。一打开书，刘应神父的解释简易明了。皇太子非常惊讶，对周围的大臣们说：‘大懂’（他理解得非常好）。然后皇太子问他对中国这些书怎么看，它们是否和我们的教理一致。刘应神父思忖了一会儿对他说我们的教理和中国古书里写的能够一致，但是和别人写的对这些书的注释不相一致。‘应该承认’，皇太子接口道，‘新的注释不一定符合我们古代作者的意思。’这次谈话以后，皇太子特别尊敬刘应神父，他甚至毫不掩饰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大大得益于此。”皇太子在帛卷上写了一段赞词送给刘应：“这位来自西方的学者，我们感到他对我国的文学和文字上的研究已登峰造极，上彻云霄，深及九渊。（译文）”刘应神父以其丰富的汉学知识为其教会在中国得到认可作出了贡献。他有许多著译，如：《关于易经的解释》、《论老子的道教》、《中国四书的年代背景》，还有《中庸》和《书经》的拉丁文译本。他是法国第一代汉学家。他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又向欧洲作了传播。
    沙守信神父说：“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这个国家的礼节是最繁琐的，最令人难受的。”可见法国神父们在接受中国礼节的问题上，也有一番痛苦的过程。可是他们深入中国大地，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礼节融合进他们的生活中去了。从洪若翰神父叙述南怀仁神父的葬礼的一七○三年的信中，我们可略见一斑。他说：“主持神父带着所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跪在大街中央灵柩前。我们深深拜了三下，头一直碰到地上。”西方人初来中国，最不习惯的就是磕头。可是久而久之，他们却对着自己的主持神父的灵柩也磕起头了。他信上说：“我们穿着白色丧服紧跟其后。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丧服是白色的；我们按中国的习惯一路行进一路号哭，我们实在也伤心至极。”西方人的丧服是黑色的，白色是礼服。而在此，他们也按中国人习惯穿上了白色的丧服。他信上继续说：“到了墓地门口，我们在路中央向着遗体跪下，拜了三下，哭丧的人又开始了。人们把遗体抬到落葬的墓地；那里已经设了一个祭台，上面已经放好了十字架和蜡烛。主持神父穿上白色法衣，背诵了祷文，按照礼仪常规点香。我们又向着棺材拜了三下，人们把棺材从车上抬下放进墓穴里。哭丧的人又号哭起来，他们哭得那么厉害，真叫人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祭台上的十字架表明这是一个天主教神父的葬礼，却又有中国式的礼仪--点香、磕头，甚至还有专人哭丧。神父们听着哭丧人的号哭也情不自禁地“眼泪夺眶而出”。一般来说，神父为死者祈祷时是不会伤心落泪的，因为死者是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去，是走向了永恒。可见，耶稣会的神父们接受了中国礼节的同时，思想感情也渐趋中国化了。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宫廷以后，以其精深的学问，为中国皇帝服务，如绘画艺术。他们把逼真写实的西洋绘画传统带进了中国宫廷；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适应中国皇帝的趣味，把中国艺术观揉和进自己的创作之中。受过良好的意大利和法国艺术传统教育的王致诚教士不无遗憾地说：“说到绘画，除了给皇帝的兄弟，他的妃子，其他皇子公主，亲信大臣们的画像以外，我几乎没有按欧洲方式作过画。我必须忘掉我所学过的东西，用一种新的方式作画来适应中国人的趣味。因此，我要用四分之三的时间来画树木，果实，飞鸟，游鱼，走兽。有时在玻璃上作油画，有时在丝绸上作水彩画，很少画人物。”渐渐地，他的目光、趣味也发生了变化。他说：“自从我来到中国后，我的目光，我的趣味都有点中国化了。”他也接受了中国的艺术观。他向欧洲极力介绍中国园林的不规则的自然美。他说：“我很欣赏中国人在这方面（园林）及他们的建筑上表现出来的丰富想象力，相比之下，我真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太贫乏了。”后来，王致诚对中国园林的介绍促使十八世纪欧洲的艺术趣味发生了变化，打破了统一对称的法国园林传统格局。形成不对称、不规则、回归自然的中英式园林。
    二、来华耶稣会士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
    有一位耶稣会士在他们的信中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考试制度。这种考试制度对法国知识界影响很大。中国的官员并不属于贵族阶级，也不是世袭的，得经过漫长的一系列科举考试的筛选。十八世纪欧洲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凭本人“学问”攀登仕途高峰。以文化高低作为发现个人“才干”的首要因素，重个人价值，轻出身特权。耶稣会士的信中，肯定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先生，您可以看到这种各级考试制度是由一种明智的政治决定，除了中国人天性爱好他们的文字以外，这种频繁不断的考试使他们在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始终不懈往上攀登，防止他们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而对国家制造麻烦。他们一到识字的年龄就要准备考业士（秀才），他们往往要付出许多努力才能取得业士资格。他们取得业士资格后，为了保住这个资格，几乎一生都要不断去经受新的考试或者再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他们一级级考上去，仕途一级级晋升，他们享受到某些有别于百姓的特权，这些特权给予他们贵族的头衔。”“如果大官们的子弟不继承父辈业绩，不象父辈那样用功读书，他们就会重新跌入他们第一第二代祖辈所处的百姓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