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如所周知，晋之代魏是通过所谓“禅让”的方式得以完成的。但实际上其谋篡的过程颇为漫长，前后历三代而成。纵观司马氏篡位的全过程，其关键在于司马懿辅政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为之奠定了基础。不过，司马懿一生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变故，哪一件事标志着其势力崛起并决定了魏、晋易祚的历史走向呢？对此，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10中说：“魏之亡，自曹丕遗诏命司马懿辅政始”，卢弼《三国志集解》卷9 引清人王懋竑语亦谓“懿受文帝遗诏辅政，已有不臣之心”，这一看法固然有其深刻之处，但实为马后炮式的自作聪明，他们把“起点”夸大成“标志”了。更多的学者则以嘉平元年（249）司马懿诛杀曹爽集团为标志，如《三国志集解》卷9引王鸣盛语云：“魏氏之亡，始于曹爽之诛”。确实，通过此举，晋之代魏大局已定，但这一看法又太注重结果而忽视了过程。其实，纵观司马懿整个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在上述两个事件之间的魏明帝曹睿顾命大臣之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确立了司马懿的政治地位，而且标志着世族势力的复兴。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事一直缺乏深入了解，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文献记载的匮乏和失实。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有关记载，多是晋人留下来的材料，这是不能据以为信史的。据《晋书·王沈传》，沈受命“与荀、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所谓“多为时讳”，就是他们受到司马氏的压力，无法秉笔直书。《魏书》为晋朝官修，那私人所撰史书又如何呢？鱼豢所著《魏略》，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指出其“事止明帝”，但实际上羼杂了许多后来的“异闻”，《史通·题目》则称该书“巨细毕载，芜累甚多”。陈寿《三国志》亦为私人所撰，素有良史之誉，但同样受到压力，在有关问题上采用曲笔之法，并非尽为实录。王夫之明言：“《三国志》成于晋代，固司马氏之书也”（注：《读通鉴论》卷10）。赵翼指出“其体例已开后世国史之法，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注：《廿二史札记》卷6“《三国志》书法”条）。 在古代集权专制状态下，文人修史，其时愈近，其言愈隐，这自有其难言的苦衷，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普遍现象。二是历代史家对魏、晋替嬗多从曹氏与司马氏之争的角度着眼，故往往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而缺乏通达的卓识。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替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注：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13页，黄山书社1987年版）
    陈先生的论断揭示了魏晋之际王朝兴废替嬗的社会原因和实质，这是以往历代考据家都不明白的道理，以此为指导来考察当时的史实，对很多不起眼的问题会有焕然一新的解释。《孟子·尽心下》有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吾生也晚，且才疏学浅，然近读魏晋遗史，颇多疑惑，受孟子之怀疑精神和陈寅恪通达史观的感召，兹就魏明帝顾命大臣的改易问题略加考论，以证此事为司马懿之得势和世族复兴的标志。
    二、汉晋之间寒门与儒学大族的升降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中论述魏明帝立嗣、遗诏顾命大臣及亡国之祸曰：
    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
    依陈寿的意思，曹爽若立长君，即可维系国祚，以免大权旁落；即便立幼主，理应托付专人，而明帝却以宗室代表曹爽与朝臣代表司马懿共同辅政，造成了两人的斗争，以致“曹爽诛夷，齐王替位”。陈寿的看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他关注的只是曹氏与司马氏之兴废，自然流于皮相，不明真谛了。
    细阅当时的有关史实，我们可以发现魏明帝在辅政大臣的安排上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其结局并非他所能控制的，而是统治阶级上层激烈斗争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司马懿夺取辅政大权以及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政治变革及统治阶级中不同阶层的升降，是当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我们知道，自东汉中期以来，世家大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大量的田庄，控制乡里的选举和舆论，其代表人物则世代为宦朝廷，在思想文化上尊奉儒学、崇尚礼法。世族的兴起带来了士风和制度的诸多变化，出现了“选士而论族姓阀阅”（注：仲长统《昌言》。）、“贡举则必阀阅为前”（注：王符《潜夫论·论荣篇》）的情形，他们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阶级，必将全面登上政治舞台。然而，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和天崩地解的下层社会的动乱，打乱了正常的历史进程，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局面使世族势力的发展暂时受到了阻碍，他们在地方的军事代表如袁绍、袁术、刘表、刘焉等纷纷失败，而在战争中崛起的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都出身寒微，并不同程度地推行了抑制大族的政策。就曹操而言，他出身在最为当时士人鄙视的阉宦家庭，尽管他早已跻身士人之列，但“四世三公”的袁绍仍斥其为“赘阉遗丑”。这种社会身份的差异，在他们的政治措施、文化观念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官渡一役，曹操击败袁绍，在政治上崇尚“法术”与集权，用人唯才而轻道德，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评中概括操执政特点：“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这是符合史实的；在文化上，曹操重文辞、倡通脱，不恪守儒家礼法；在生活上曹魏立后不重门第，颇为士众讥讽，以至有“曹氏自好立贱” （注：《三国志》卷5《后妃传》）之说。曹操的这些政策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所调整，但基本内容都为其后继者所沿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故晋人傅玄有言：“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注：《晋书》卷47《傅玄传》）验诸史实，此语不虚。明帝时杜恕上书直言：“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用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至慎也。”（注：《三国志》卷16《杜畿传附杜恕传》）对此，儒学大族人物是不满的，魏文帝和明帝时，他们不断要求复兴儒学、尊崇“三公”，都说明了这一点。
    确实，明帝执政颇得乃祖曹操真传，大行法术之治，以收集权之效。史称其少时颇得曹操宠爱，“朝宴会同，睿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 （注：《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世语》、孙盛语）。为太子时，不与大臣交结，即位之初，侍中刘晔独被召见，出则谓群臣言：“秦始皇，汉武帝之俦，才具微不及耳。”（注：《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 《世语》、孙盛语）东晋史家孙盛也说：“闻之长老，明帝天姿秀出，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命辅导，帝皆方任处之，政自己出。”（注：《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世语》、孙盛语）《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则载其“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又称“明帝好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至大辟者”。这种统治作风与早年袁绍抨击曹操“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缯缴弃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陷”（注：《三国志》卷6《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的情形完全一致。
    不过，从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看，汉晋间寒门势力的得势只是暂时现象，而儒学大族则根深蒂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在社会动乱状态下，不得不暂时屈服于曹魏的统治，但他们一直在积蓄力量，图谋恢复旧序。曹操一死，他们便将九品中正制度改造成维护世族利益的工具，他们的代表人物正逐渐掌握曹魏的军政大权。在此过程中，代表世族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司马懿。对此，陈寅恪先生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
    ……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儒家豪族是与寒门出身的曹氏对立的。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儒家豪族不得不隐忍屈辱。但乘机恢复的想法，未尝一刻抛弃。曹操死后，他们找到了司马懿，支持司马懿向曹氏展开夺权斗争。袁绍是后继有人的，他的继承人就是司马懿。袁绍的失败只表明儒家豪族暂时受到了挫折。后来，他们通过司观懿父子之手，终于把政权夺回到自己手上。（注：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13页，黄山书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