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懿之发迹与魏明帝改易辅政大臣的真相
    儒学大族为何会选择司马懿为代表呢？这既与其家世有关，也与他在曹魏政权中的特殊地位有关。关于司马懿之家世，《晋书·宣帝纪》载：
    楚、汉间，司马卬为赵将，与诸侯伐秦。……自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字元异。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
    据此可知河内司马氏自东汉以来世代为将军、太守、尹。又据《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朗祖父俊“博学好古”，父防“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数十万言。……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由此可见司马氏崇尚儒学与礼法。司马懿为防之次子，“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官渡战后，他一度“不欲屈节曹氏”，拒绝曹操的征辟，这显然是对出身寒微的曹氏不满。
    不过，经历了巨大社会变故的司马懿与东汉末年的“雍容讽议之士”不同，其性格“刚断英特”、“内忌外宽，猜忌多权变”，他看到曹氏势力正盛，于是转而“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遂安”。 （注：《晋书》卷1《宣帝纪》）建安二十四年（219）， 懿竟上书劝曹操称帝。由“不欲屈节曹氏”，转而向操称说“天命”，这显然是一种“权变”。清人王呜盛曾喟叹：“（司马懿）少壮则为魏画篡汉策，及老则又为子孙定篡魏策，兴亡若置棋，亦可叹矣。”（注：《晋书》卷1《宣帝纪》）然而， 历曹操之世，懿未得重用。他任太子中庶子，与陈群、吴质和朱铄同为太子“四友”。因曹操继嗣未立，诸子相争，懿支持曹丕，史称其“每与大谋，辄有奇策”（注：《十七史商榷》卷24“大谋奇策”条），对曹丕之立有大功。故魏文帝时深得“信重”，历任侍中、尚书、右仆射、给事中、录尚书事、抚军将军等军政要职。黄初七年（ 226）曹丕死，诏懿与曹真、曹休和陈群“并受顾命”，辅佐明帝。五年后真、休二人相继病死，而陈群为“文人诸生”、“从容之士”，并未实际带兵，而司马懿长期都督荆、豫、雍、梁诸州之军事，位至太尉，又西拒诸葛亮于秦陇，并在景初二年（238 ）率兵灭亡长期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获取了极高的声望，实际上控制了曹魏的军事大权，成为儒学大族和元老重臣的代表人物。
    随着司马懿地位的上升，无论从维护其家族利益，还是从迎合世族社会的愿望的角度考虑，他都会有所表现。《晋书·后妃传·景怀夏侯皇后传》的一段难得的记载正说明了这一点：
    景怀夏侯皇后讳徽，字媛容，沛国谯人，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阳乡主。后雅有识度，帝每有所为，必豫筹画。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
    据此，夏侯徽为司马懿长子师之妻，师“每有所为，必豫筹画”，故知其父子“非魏之纯臣”，他们怕事情外泄，谋害夏侯氏以灭其口，今日看来，此举正可谓欲盖弥彰。
    对司马氏势力的潜在威胁，魏明帝是有所觉察的。《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注引《世语》：
    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为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所谓“帝忧社稷”，实际上就是明帝对儒学大族势力复兴之势忧虑，从他与陈矫的对话看，显然对司马懿是否为“社稷之臣”表示怀疑。与此同时，性格鲠直的高堂隆临死前口占疏文曰：
    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注：《三国志》卷25《商堂隆传》）
    高堂隆所说“鹰扬之臣”，指的正是手握兵权的司马懿，胡三省便直言：“司马氏之事，隆固逆知矣”（注：《资治通鉴》卷73胡三省注）。他希望魏明帝以宗室人物领兵，削弱司马氏的力量。然而，如上所述，司马懿势力的壮大，不仅是其家族的问题，而且代表着儒学大族的整体利益，陈矫称他为“朝廷之望”，说明他已得到广大士大夫的拥戴。王夫之分析当时士人心态指出：
    魏之且移于司马氏，祸在旦夕，魏廷之士或不知也，知而或不言也。隆、矫知之而不深也，言之而不力也。当其时，懿未有植根深固之党，未有荣人、辱人、生人、杀人之威福，而无能尽底蕴以为魏主告。无他，心不存乎社稷，浮沈之识因之不定，未能剖心刻骨为曹氏，徊徘四顾而求奠其宗祜也。（注：《读通鉴论》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