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官府通常在民众云集的市衢处决罪犯，此类公开实施的死刑称为“显诛”，或曰“显戮”，其执行过程分为三个互相衔接的司法程序：其一，宣布罪状和判决，表示犯人被杀是罪有应得，亦为警戒世人。当局在行刑前宣读判决文书，称为“读鞫(鞠)”。贾公彦云：“汉时读鞫已乃论之者，鞫谓劾囚之要辞。行刑之时，读已乃论其罪也。”①其二，公开行刑。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史籍所载，汉代死刑主要是腰斩和弃市(斩首)两种，在市场上当众执行。其三，暴尸示众。罪犯处死后要在市场、通衢陈尸或枭首。朝廷在“显诛”之外还实行过“隐戮”，即秘密处决，见陈琳所作声讨曹操檄文：“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道路以目，百辟钳口。”②“隐戮”又称作“隐诛”，此处的“隐”为隐讳，即掩藏案情，不让公众见闻犯人的定罪与处死过程。汉朝政府(代表为国君、权臣或地方长吏)推行“隐诛”的内容相当复杂，除了死刑的秘密执行还有政治暗杀。史籍反映，汉代朝廷的诛戮可以根据包含隐秘成分的有无和多少分为三种类型。分述如下：
    其一，纯粹的“显戮”。包括公开宣判、当众处决和戮尸等司法程序，罪犯死刑审判执行的全部过程都昭示于社会。
    其二，“隐诛”和“显戮”成分混杂在一起。宣判、处决和戮尸等司法程序并非全部对外公布，在执行过程里可能欠缺其中的一或两环。例如对贵族、官僚的“赐死”，虽是公开判决与宣布处死，但并非当众执行，死后也不予陈尸或枭首。还有所谓“下狱诛”，虽然将犯罪官员明令逮捕宣判死刑，却在狱内秘密处决，死后也未必都要陈尸示众(详见下文)。
    其三，纯粹的“隐诛”。官府或是并未进入诉讼程序而直接暗杀人犯，或是虽有审判却不对外宣布判决结果，通常以犯人自杀、病故或其他死因加以掩饰。处死过程隐蔽进行，亦没有暴尸示众。对于后两种处死方式，可以用“半隐”和“全隐”来区别。
    关于秦汉朝廷的秘密处决，以往学界大多仅就贵族官僚的自杀问题进行探讨③，对“隐诛”的各种类型与具体内容尚未作系统深入的研究。笔者因此冒昧予以考述，望能得到同行师友的指正。
    一“半隐”之诛杀
    此类处决同时包含“隐诛”和“显戮”的性质，在形态上不那么纯粹，其共同特点是都把处决过程隐蔽起来，不让世人到现场观看；而犯人的逮捕受审、罪名宣判等司法程序则可能是公开的，甚至在死后戮尸。也就是说，它们含有“隐诛”的成分多少不等，所谓“半隐”可以是多半或者是少半，这要根据具体案例的情况而定。史籍所载之“赐死”与“下狱诛(死)”即属于该类刑罚。
    1.赐死
    由国君颁下诏书，让犯人自杀谢罪，“赐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此类死刑的显著特征是罪犯未曾被捕入狱与束缚受辱。说它含有“隐戮”的成分是由于犯人没有被当众处决，通常是在他们接受旨意的居所当场自尽。处决地点可以是在罪犯常住的宫室或府第，如晋献公赐太子申生自尽，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属镂”之剑使其自刎。或者是在临时的居室，如城濮之战以后楚成王迫主帅成得臣自杀，白起被秦昭王赐死于杜邮等例。这类死刑的判决虽然是公开的，但是没有实施“显诛(戮)”的后两个司法程序——当众处决和暴尸。秦汉此类案例也很多，如扶苏与蒙恬、蒙毅兄弟被秦二世赐死；汉武帝时，“(韩)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④。汉明帝赐死大臣朱浮⑤。桓帝延熹八年(165年)二月，“太仆南乡侯左胜以罪赐死”⑥。这种刑罚专用于贵族大臣，因为他们属于特权阶层，所以在死刑方面也受到礼遇，得以免受当众解衣就斩之辱。如贾谊所言：“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⑦大臣有罪赐死属于优待，由此形成惯例。如史丹进谏元帝曰：“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⑧隗嚣上书请罪曰：“今臣之事，在于本朝，赐死则死，加刑则刑。”⑨只有犯大逆不道等重罪的公卿宗室才会绑赴闹市处斩，如魏其侯窦婴被劾矫先帝诏，“乃有蜚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⑩。丞相刘屈氂祝诅主上，“有诏载屈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11)。
    赐死亦称为“谴死”，汉代官府文书中给予下级的“谴”，或称“责”、“让”、“谴让”、“谴何(诃)”。朝廷赐死贵族大臣往往是先颁布诏书谴责犯人的罪行，然后再执行处决，即所谓“谴而行其诛”(12)。此种制度源于周代，孔子曾曰：“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而谴发，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缚牵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13)又见《新书》卷二《阶级》：“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至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诃之域者，闻谴诃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清室而请其罪尔。上弗使执缚系引而行也。其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厉以廉耻，故人务节行。”(14)按照贾谊所言，犯罪官员要依据谴诃轻重分别采取不同措施来向朝廷谢罪。不过，他说的乃是周朝古礼，汉代的实际情况与之相仿但略有差别。从史书所载情况来看，两汉受谴臣僚的应对措施有以下几种：
    其一，辞免官职。又称“谴黜”(15)。官员接到上级(皇帝或地方长吏)的有关文书后应该主动辞去职务。例如“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元帝即以诏书谴责丞相于定国。“定国惶恐，上书自劾，归侯印，乞骸骨……上乃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就第。”(16)窦融子孙多诳诞不法，“帝由是数下诏切责融，戒以窦婴、田蚡祸败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归第养病。岁余，听上卫尉印绶”(17)。薛宣任左冯翊太守，移书显责栎阳令谢游，“游得檄，亦解印绶去”(18)。
    其二，自行入狱。犯人的罪过与处罚均重于前者，他们在收到谴责文书之后要自行入狱(或加以束缚)，接受朝廷或长吏的惩治。如张禹任下邳相，“功曹史戴闰，故太尉掾也，权动郡内。有小谴，禹令自致徐狱，然后正其法”(19)。《后汉书?吴良传》曰：“永平中，车驾近出，而信阳侯阴就干突禁卫，车府令徐匡钩就车，收御者送狱。诏书谴匡，匡乃自系。”太常张奂“与尚书刘猛、刁韪、卫良同荐王畅、李膺可参三公之选，而曹节等弥疾其言，遂下诏切责之。奂等皆自囚廷尉，数日乃得出，并以三月俸赎罪”(20)。中常侍单超弟匡有臧罪，“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谴超，超诣狱谢”(21)。
    其三，以死谢罪。官员犯有重罪，所收到“严谴”、“切责”的诏书同时又是死刑的判决书，犯人必须以死来向朝廷谢罪。按照死刑被隐蔽的深浅程度，秦汉贵族官僚的此类处决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种：
    (1)明诏或明令赐死。这种刑罚的隐秘程度最浅，它是由使臣明确传达朝廷书面或口头的旨意，通常在命令中列出处死的罪状，让罪犯当场自尽。使者往往随身携带着行刑的器物，或为刀剑。如沙丘之变中赵高、李斯诈为始皇诏书曰：“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22)武帝以降出现了赐死的专用刑具“欧刀”，如《后汉书?陈忠传》曰：“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后汉书?冯绲传》载其父焕为幽州刺史，“建光元年，怨者乃诈作玺书谴责焕、(姚)光，赐以欧刀”。从历史渊源来看，先秦至秦代国君命大臣自尽多赐以剑器。如晋悼公赐魏绛死，“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鲂、张老止之”。吴王夫差杀伍子胥，“使赐之属镂以死”(23)。《史记?白起列传》载其迁至杜邮，“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又如前述扶苏赐剑自尽之事。西汉中叶以后刀在短兵器领域代替了剑的地位(24)，赐死的刑具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剑的使用逐渐减少，或以毒药赐死。如成帝废皇后许贵人与定陵侯淳于长沟通，图谋复位。“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葬延陵交道厩西。”(25)又敬武长公主与薛况私通，“元始中，莽自尊为安汉公，主又出言非莽。而况与吕宽相善，及宽事觉时，莽并治况，发扬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诏赐主药……遂饮药死”(26)。王莽之子王临与宫婢原碧私通，图谋作乱，被莽获知，“赐临药，临不肯饮，自刺死”(27)。从以上案例来看，这类死刑仅凭皇帝或权臣、太后的旨意来施行，并未经过廷尉、宗正等司法机构审判定罪，充分体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独裁和判罚的随意性。由于赐死只是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其判决结果未必公正，因此曾遭到世人的批评。例如，“永平中，有人单辞告浮事者，显宗大怒，赐浮死。长水校尉樊倏言于帝曰：‘唐尧大圣，兆人获所，尚优游四凶之狱，厌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后殛罚。浮事虽昭明，而未达人听，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李贤注：“单辞谓无证据也。《书》曰：‘明清于单辞。’”(28)
    (2)谴责以暗示赐死。这种处决比公开赐死更为隐晦。例如汉代朝廷对某些王公大臣的赐死，有时在诏书里并不明说，只是开列其所犯各种死刑的罪名，并进行谴责，让犯人阅读后明白罪不可赦，随即主动自毙性命。这样处治表面上显示了朝廷的宅心仁厚，给人以罪犯自己绝命谢罪的假象。如吴楚七国之乱失败后，胶西王刘卬诣汉军营壁投降，汉将弓高侯韩穨当“乃出诏书为王读之。读之讫，曰：‘王其自图。’王曰：‘如卬等死有余罪。’遂自杀”(29)。燕王刘旦谋反被发觉，“有赦令到，王读之，曰：‘嗟乎！独赦吏民，不赦我。’”“会天子使使者赐燕王玺书曰：‘……今王骨肉至亲，敌吾一体，乃与它姓异族谋害社稷，亲其所疏，疏其所亲，有逆勃之心，无忠爱之义。如使古人有知，当何面目复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旦得书，以符玺属医工长，谢相二千石：‘奉事不谨，死矣。’即以绶自绞。后夫人随旦自杀者二十余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