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并非所有被“召诣廷尉”的官员都需要自杀谢罪。部分案例表明，皇帝逮捕某些大臣入狱审讯，不一定就是想结果他们的性命。如宣帝时夏侯胜、黄霸被捕后在廷尉狱中囚禁超过一年，“系再更冬，讲论不怠”(60)。后来遇赦而释放。所以在被召入狱而自杀的大臣当中，有些人未必是已定为死罪或非死不可的，他们的自尽就是不愿入狱受辱与连累亲友。例如文帝命令逮捕朱建，“闻吏至门，建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杀为？’建曰：‘我死祸绝，不及乃身矣。’遂自刭。文帝闻而惜之，曰：‘吾无杀建意也。’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61)。又大司农田延年因贪赃被劾，霍光答应其受讯时予以照顾。“田大夫使人语延年，延年曰：‘幸县官宽我耳，何面目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闭阁独居齐舍，偏袒持刀东西步。数日，使者召延年诣廷尉。闻鼓声，自刎死，国除。”(62)如前所述，朝廷想让受谴或被召入狱的贵族大臣立即自杀时，通常会作出某种文字或口头上的暗示，由使者传达给犯人。另外，就是让奉诏的使者在旁边监督催促。如秦二世伪托始皇诏书赐死扶苏，“使者数趣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63)。王嘉召诣廷尉时，主簿劝其依例服毒，“使者危坐府门上”。颜师古注：“以逼促嘉也。”(64)王莽赐死敬武长公主，“使者迫守主，遂饮药死”。颜师古注：“守而逼之。”(65)《汉书?元后传》曰：“红阳侯立莽诸父，平阿侯仁素刚直，莽内惮之，令大臣以罪过奏遣立、仁就国。莽日诳耀太后，言辅政致太平，群臣奏请尊莽为安汉公。后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杀。”
    第三，“召诣廷尉”和“明诏或明令赐死”不同的是，前者的判决事先往往经过某种司法程序，例如朝议、廷尉议或某个司法部门的起诉，是由皇帝认可之后再颁发下达的。例如田延年被丞相府议奏“主守盗三千万，不道”(66)，萧望之为中书令弘恭、石显劾奏“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67)、将军与中朝官劾奏王嘉“迷国罔上不道”(68)等。而“赐死”的处决方式如前所述，则是仅凭君主或权臣的个人意志来决定的。接到朝廷“召诣廷尉”的命令而自杀的现象，在西汉较为常见，而东汉的贵族官僚此类情况则出现得比较少。
    2.下狱诛
    汉朝含有“隐诛”成分的另一类处决方式，是将犯人逮捕审判后在狱中采取逼迫自杀或其他手段处死，而不是像“赐死”那样，让犯人在住所接受命令后当场自尽。这一类死刑的对象包括地位很高的贵族和官僚，甚至有皇后和妃妾。如《史记?外戚世家》曰：“(武)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桓帝延熹八年，“其二月癸亥，邓皇后坐酗，上送暴室，令自杀，家属被诛”(69)。《后汉书?清河孝王庆传》载其母宋贵人受窦皇后诬告，“(建初)七年，帝遂废太子庆而立皇太子肇……遂出贵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门蔡伦考实之，皆承讽旨傅致其事，乃载送暴室。二贵人同时饮药自杀”。灵帝宋皇后，“后宫幸姬众共谮恶，诬以祝诅。上信之，遂策收玺绶。后自致暴室狱，以忧死，父、兄弟皆被诛”(70)。按暴室为后宫洗晒衣物的作坊，也是宫中妇女患病疗养和有罪囚禁的场所，故设有监狱。之所以说这种处决方式含有“隐诛”成分，是因为犯人在狱中被杀，而不是在市场、通衢等公共场合。此项制度在后世也能见到，如唐朝《狱官令》曰：“诸决大辟罪皆于市。五品以上犯非恶逆以上，听自尽于家。七品以上及皇族若妇人，犯非斩者，皆绞于隐处。”(71)这也是因为此类犯人多具有特殊身份，使当局有所顾忌，不愿意当众执行死刑，以免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汉代的公卿守相等百官，此类处决在史书里被称为“下狱诛”，例如西汉昌邑王刘贺“即位二十余日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皆下狱诛”(72)。又东门云任荆州刺史，“坐为江贼拜辱命，下狱诛”。颜师古曰：“逢见贼而拜也。”(73)《汉书?叙传上》载琅邪太守公孙闳言灾害于公府，被劾空造不祥，“闳独下狱诛”。东汉和帝诛除外戚窦氏，窦宪妹夫郭举被捕，“举父长乐少府璜及叠，叠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狱诛”(74)。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四月，“有司奏大将军耿珍、中常侍樊丰、野王君王圣女永下狱诛”(75)。安帝死后，宦官孙程等拥立顺帝并诛除外戚阎氏，“遣侍御史持节收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执金吾晏，并下狱诛”(76)。上述史书中的“下狱诛”，即表示在狱中处死。例如灵帝时党锢之祸，“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尚书荀绲、朱寓、魏朗、侍中刘淑、刘瑜、左中郎将丁栩，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议郎刘儒、故掾范滂，皆下狱诛，皆民望也。其余死者百余人。天下闻之，莫不垂泣”(77)。据《后汉书》等记载，上述党人领袖多是逮捕后被迫自杀或在狱内拷打致死，如李膺为拷打致死，刘淑、刘儒、杜密、尹勋在狱中自杀，而魏朗于途中自杀。《后汉纪》卷二四灵帝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下狱诛”。而《后汉书?党锢传》记载：“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也是在狱中处死的。《后汉纪》卷二四灵帝光和二年(179年)四月：“辛巳，太尉段熲有罪，下狱诛。”据《后汉书?段熲传》记载：“时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并及熲，就狱中诘责之，遂饮鸩死，家属徙边。”又《后汉书?酷吏传》亦曰：“于是悉收(王)甫、(段)熲等送洛阳狱，及甫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球自临考甫等，五毒备极……箠朴交至，(王甫)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杀。”
    在狱中处死犯人，两汉史籍或写为“死狱中”，如武帝时丞相公孙贺与子敬声为人所劾，“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78)。哀帝时郑崇被告私通宗室，“上怒，下崇狱，穷治，死狱中”(79)。桓帝时李云、杜众上书直谏获罪，“帝愈怒，遂并下廷尉……顾使小黄门可其奏，云、众皆死狱中”(80)。同一案件在狱中处决犯人甚至有超过百人者，如灵帝时勃海王刘悝被宦官诬告谋逆，“悝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81)。
    史籍当中的“下狱诛”、“死狱中”又称为“下狱死”。如《汉书?武帝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将军王恢坐首谋不进，下狱死”。《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元光二年夏条曰：“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篡单于马邑，不合，诛恢。”反映王恢是被处死的。《史记?韩长孺列传》记载王恢下狱后，“廷尉当恢逗桡，当斩。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造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遭到武帝拒绝，“于是恢闻之，乃自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王恢入狱后被廷尉审判定为死刑，即“当斩”；其次，王恢行贿丞相田蚡失败，得知武帝处决他的决心后自杀。而他在狱内受吏卒监视，身边不得携带绝命的器具和药物，犯人的自尽实际上是由当局提供刀索毒药等并强迫其毙命的，所以应该看作是一种死刑的执行方式。如王充所言淮南王刘安，“道终不成，效验不立，乃与伍被谋为反事，事觉自杀。或言诛死。诛死自杀，同一实也”(82)。与其类似的案例甚众，王雪静氏曾著有专文(83)。可见史籍中的“下狱诛”、“死狱中”和“下狱死”在某种情况下是能够互用的，都具有在狱内执行死刑的含义。
    另一方面，两汉也有一些案例表明，下狱者虽然被确定为死罪，但是当局并没有对其执行死刑，犯人是由于狱内饥寒虐待或患病而导致死亡的。例如建武十五年(39年)十一月，“大司徒欧阳歙下狱死”(84)，“平原礼震，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85)。所谓“闻狱当断”即听说犯人被判决犯有死罪。但是欧阳歙在狱中生活了一年，《后汉书?天文志上》曰：“是时大司徒欧阳歙以事系狱，逾岁死。”很可能未曾执行死刑，而是因为年事已高，在牢狱生活太久被折磨致死。又如幽州刺史冯焕被仇人伪作玺书谴责入狱，“(焕)上书自讼，果诈者所为，征(庞)奋抵罪。会焕病死狱中，帝愍之”(86)，也是罪犯因为患病死在狱中的案例。
    综合这些记载来仔细分辨，“下狱诛”和“死狱中”、“下狱死”这两个用语仍有一些区别，前者比较明确地表示了犯人逮捕后在狱内被执行死刑，而后者的含义却比较广泛，既包括了处死，又含有在狱内病死或饥寒致死等情况，例如《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九月诏：“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因此，用“下狱诛”来表示官方在狱内对犯人执行死刑更为准确，而“死狱中”、“下狱死”这两个用语有些含混，不能完全排除有病衰而终的情况，所以尚难作出狱内死者都是被处决的定论。
    “下狱诛”的处死手段有缢颈。如刘陶被宦官诬告入狱，“陶自知必死，对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谮。恨不与伊、吕同畴，而以三仁为辈。’遂闭气而死，天下莫不痛之”(87)。按：“闭气”即以绳索缢颈而死，又称“雉经”。《释名》卷八《释丧制》曰：“屈颈闭气曰雉经，如雉之为也。”毕沅注云：“晋太子申生之死，《左传》云缢。《晋语》云雉经于新城之庙。郑注《檀弓》云：既告狐突，乃雉经。《正义》云：雉，牛鼻绳也。申生以牛绳自缢而死也。”(88)可见刘陶是在皇帝派来的使者面前缢死，这应该是遵旨而被迫自绝。或为毒杀，逼迫犯人饮鸩毙命。如王莽与其子王宇政见不合，“宇即使(吕)宽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莽执宇送狱，饮药死”(89)。掖庭女官曹宫受赵飞燕姊妹妒害，被汉成帝囚入暴室狱，并令狱丞籍武将其毒杀，“宫饮药死”(90)。窦皇后向章帝诬告宋贵人姊妹咒诅，“皆致以巫蛊事，送暴室(狱)，二贵人同时饮药死，并葬于濯龙中”(91)。还有刀裁。下狱诛死者或用“欧刀”。如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南阳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刘瓆下狱当死，(刘)茂与太尉陈蕃、司徒刘矩共上书讼之”(92)。两人均在狱中被害，陈蕃上书鸣冤曰：“如加刑谪，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93)说明他们和前述韩嫣赐死所用的刑具相同。还可参照前引“怨者乃诈作玺书谴责(冯)焕、(姚)光，赐以欧刀”(94)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