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官府对臣下的“谴责”当中，“簿责”是一种较重的处罚形式，其结果经常导致受责者自杀。例如临江王刘荣，“坐侵庙壖地为宫，上征荣……中尉郅都簿责讯王，王恐，自杀”(31)。李广率军击匈奴因失道后期，大将军卫青“令长史簿责前将军(李)广，广自杀”(32)。祁连将军田广明将兵击匈奴，“既出不至质，引军空还。下太守杜延年簿责，广明自杀阙下，国除”(33)。御史大夫张汤被劾受贿欺君而受簿责，“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34)。受皇帝簿责而未立即自杀者，往往随后即逮捕入狱被折磨致死，如周亚夫；或弃市处斩，如窦婴。何谓“簿责”？据《汉书?周亚夫传》如淳注：“簿，音主簿之簿。簿问其辞情。”颜师古注：“簿问者，书之于簿一一问之也。”就是一种书面文字形式的审问，不同于平常司法审讯过程中法官与嫌犯之间的口头问答。受讯者要用笔墨回答朝廷的责问，故又称为“对簿”。相比寻常犯人逮捕后遭受狱吏呵斥拷打逼问来说，“簿责”算是对贵族、官员的一种特殊优待。史籍记载反映接受“簿责”的地点有两类，或是天子派遣使者到嫌犯所居府第去责问，如前述周亚夫、窦婴、张汤等人；或是召唤嫌犯到指定的司法机构去对簿，如临江王刘荣赴中尉府、李广赴大将军幕府。因为“簿责”名义上还是接受审讯调查，而并非最终的判决，所以也有嫌犯申诉辩解成功而被朝廷免除罪愆的案例。如武帝时楼兰王并向汉朝和匈奴称臣，“上诏(任)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诣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35)。元帝时郅支单于杀害汉朝使者谷吉，“呼韩邪单于使来，汉辄簿责之甚急。明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求问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36)。
    另外，有时朝廷只是在诏书上给予“严谴”、“切责”，并未列出死罪或直接暗示其自尽。受谴者要根据诏书的责备内容揣测上意，自己领悟去了结性命。大臣遭到某种程度的重责必须自尽，是汉朝官场的惯例。如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37)。公孙渊上表曰：“臣被服光荣，恩情未报，而以罪衅，自招谴怒，分当即戮，为众社戒。”(38)这方面的实例甚多，如成帝时黄河决堤泛滥，“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上切责之，忠自杀”(39)。王莽居摄三年(8年)，“司威陈崇奏，衍功侯(王)光私报执金吾窦况，令杀人，况为收系，致其法。莽大怒，切责光。光母曰：‘女自视孰与长孙、中孙？’遂母子自杀，及况皆死”(40)。《后汉书?虞延传》载其隐瞒楚王英谋反事，“及英事发觉，诏书切让，延遂自杀”。由于人情弥不欲生，此类诏书又未明言让其自尽，导致受谴官员或拿不定主意，要征求幕僚的意见。如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丞相翟方进屡获重谴，议曹李寻认为皇帝不是要他辞职，劝其自杀谢罪以保全家属和相府吏员的性命。“大责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阖府三百余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颜师古注：“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41)最终翟方进还是自尽了断。因为这种诏书只述罪愆，未言处罚，有时不仅犯罪大臣当事迷惑，就连幕僚们对其内容的理解亦有分歧，或言当免职，或言当自尽，使受谴者无所适从。如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大灾，“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丞相石庆惭不任职而上书，“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受到诏书的谴责。“庆素质，见诏报反室，自以为得许，欲上印绶。掾史以为见责甚深，而终以反室者，丑恶之辞也。或劝庆宜引决(颜师古注：令自杀)。庆甚惧，不知所出。”(42)若是遇到官员获谴应死而没有自尽的情况，朝廷通常会再次下诏切责，至其被迫接受死亡为止。如建武十五年(39年)大司徒韩歆“尝因朝会，闻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上大怒，以为激发。歆又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司隶校尉鲍永固请不能得，歆及子婴竟自杀”(43)。受谴应死却执意不肯自尽，以致被朝廷反复催促者，以御史大夫张汤为最，竟有八次之多。他被人告发勾结商贾投机获利，“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于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44)张汤只得自杀。
    有时，朝廷赐死的命令甚至不用语言来传达，而是通过使臣的某种行为、动作表示给犯人，让他领悟后自尽。如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国舅轵侯薄昭“坐杀使者，自杀”(45)。《汉书?文帝纪》曰：“十年冬，行幸甘泉。将军薄昭死。”注引郑氏曰：“昭杀汉使者，文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有罪，故言死。”这是皇帝先让公卿暗示其自尽的旨意，遭到拒绝后再令群臣哭临其府。张忠炜评论：“这种怪异的举动，表面上是吊唁死者，但对活着的人来说，潜含的话语可能是：怎么还不自裁了结？这种暗示比‘王其自图’直截了当，当然也更具逼迫意味。”(46)
    上述几例“赐死”案件，或是反复催促其自尽，如韩歆、戴涉；或是使群臣丧服哭临，一经皇帝使用后便形成判例的典制，后代可以循用。如《汉书?元后传》载汉成帝忿外戚王氏之跋扈，“诏尚书奏文帝时诛将军薄昭故事。车骑将军(王)音藉槁请罪，(王)商、立、根皆负斧质谢。上不忍诛，然后得已”。《后汉书?袁安传》曰：“安又与(窦)宪更相难折。宪险急负势，言辞骄讦，至诋毁安，称光武诛韩歆、戴涉故事，安终不移。”再者，此类“赐死”由于采取了暗示的做法，让犯人自己领悟并了断，所以使臣并不携带让犯人自尽的刑具或药物，在处死的方式上听其自便，以致会出现以绶自绞，或以随身兵刃自刎的情况。
    (3)赐牛酒。汉朝大臣告病辞职，皇帝有赐牛酒优遇之礼节，但在特殊情况下也用于隐晦的赐死，并成为某种制度。清儒赵翼考证道：“《(汉书)翟方进传》：成帝赐册曰：‘今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如淳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车，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即以丞相不起闻。此赐死法也，亦见卫宏《汉官旧仪》。按赐牛酒，本朝廷所以优大臣告病之礼。《史记?公孙弘传》：弘以病乞骸骨，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疾瘳，仍起视事是也。今赐大臣死亦用之，使若病终，又以全大臣之体也。”(47)从《汉书?翟方进传》的有关记载来看，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春，天象示警，占星者认为是天子将殁的预兆。王先谦注曰：“荧惑所居之宿，国受殃。心为明堂，其大星为天王。占曰：‘火犯心，王者恶之。’故成帝欲杀方进以应星变也。”(48)为了让丞相替天子以死塞咎，成帝对翟方进频发严谴，希望他主动绝命。如前所述，议曹李寻亦劝其认清形势，尽快自杀以保护亲属和僚吏。但是他惜命犹豫。“方进忧之，不知所出。”成帝见其拖延时日，便宣诏他入宫面谈。“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曰……”结果“方进即日自杀”(49)。由此看来，翟方进应是在谒见中受到暗示，让他以死谢罪。翟方进回到相府后并没有立即自杀，天子的催促命令尾随而来，逼迫他迅速自尽，体现了皇帝急不可耐的心情。对于这一自杀事件，“上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它相故事”(50)。朝廷故意伪装出丞相病死的假象，用来欺骗世人。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大臣“赐牛酒”之礼并非专用于赐死。《汉官仪》卷上：“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问起居，百官亦如之。朝廷遣中使太医高手，膳羞络绎。及瘳视事，尚书令若光禄大夫，赐以养牛、上尊酒。”(51)两汉大臣于定国、匡衡、张禹、窦融、桓焉退职时都受此优待，而翟方进被“赐牛酒”与之有所不同，一是诏书中有重谴，“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溺死，关门牡开，失国守备，盗贼党辈。吏民残贼，殴杀良民，断狱岁岁多前。上书言事，交错道路，怀奸朋党，相为隐蔽，皆亡忠虑，群下凶凶，更相嫉妒，其咎安在？观君之治，无欲辅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二是诏书最后说：“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52)即提醒他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来向朝廷谢罪，应属专用于“赐死”的特例。
    (4)召诣廷尉。对于三公九卿与将军等高官，西汉朝廷还有一种隐晦赐死的做法，即“召诣廷尉”，命令他到廷尉所辖监狱去受审，犯人往往心领神会，在接到诏书之后当即自杀谢罪。前述贾谊曾建议文帝不要把大臣逮捕入狱，应该依据古礼按照其罪行轻重给予各种谴责，让臣下自行请罪、就狱或自尽。《汉书?贾谊传》曰：“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自宁成始。”赵翼亦指出汉朝“大臣有罪多自杀”，论曰：“《史记?宁成传》：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者。盖其时大臣多自贵重，不肯屈辱于狱吏故也。仲长统谓：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自裁之端，自是以来，遂以成俗。”并列举两汉赵绾、王臧、张汤、庄青翟、李广、李蔡、胜屠公、萧望之、朱博、冯参、刘芳、窦宪、杨震等例曰：“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体，宁轻生以免辱，亦一时风尚使然也。后遂有以此为例，而逼令死于家者。”(53)日本学者鎌田重雄据此认为，汉代有罪大官的自尽是一种强制性自杀行为，是不给他们施加刑辱的伦理性措施(54)。冨谷至则指出，“从自杀的背景看，确实有鎌田氏所说的因素存在，这里没有全盘否定的意思”。但是其中应该也有保全亲属性命、使其不受连坐的目的。他列举《汉书》所载咸宣、燕王旦、江都王建等事迹，“从以上数例大逆不道罪犯罪者的自杀来看，似乎还有别的意思在里面。对自杀的其他因素，我欲做如下推测：一旦被问大逆不道罪，势必伴随有族刑，但如果主犯在裁判前死亡，裁判无效，族刑也就不被适用。因此可以说，也有为了免除族刑在裁判前自杀的情况。关于吴楚七国之乱时济北王的自杀，《汉书?邹阳传》有如下记载：‘汉即破吴，齐王自杀，不得立嗣。济北王亦欲自杀，幸全其妻子。’”(55)换言之，朝廷允许这些贵族官僚自杀，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优待，因为罪犯的家属可以从轻发落了。
    笔者对此进行几点补充：第一，从史籍记载来看，大臣被召入狱即自杀已然是当时不成文的制度和传统，故公卿府内常备有毒药，以便事发仓促时饮用。如丞相王嘉被召诣廷尉诏狱，“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药进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56)又如元帝召太傅萧望之入狱，望之当即“字谓(朱)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鸩自杀”(57)。皇帝或权臣昭告此类犯人“诣廷尉”之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当场自尽。如果这些人认为自己无罪而不肯从命，执意要接受审判而坚持入狱，就是破坏了官场的惯例，会引起当政者的恼怒，只好在狱内将其虐待或暗害致死。如周亚夫被诉盗卖官器被捕，“吏侵之益急。初，吏摘条侯，条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58)。又王嘉拒绝自尽而随使者入狱。“上闻嘉生自诣吏，大怒，使将军以下与五二千石杂治……吏稍侵辱嘉”，“嘉系狱二十余日，不食欧血而死”(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