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曹魏没有真正的“忧国之臣”，“祸在旦夕”。确实，曹魏政权的社会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广大朝臣暗中多倾向司马懿，这也正是魏明帝忧虑之所在。
    然而，没有哪一个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魏明帝既已怀疑司马懿并非“社稷之臣”，自然会有所提防，他产生了“使亲属广据权势”的想法，即重用宗室人物，以对抗司马懿及“朝臣”的力量，从而引发了激烈的辅政大臣之争。据载，景初二年（ 238）十二月，年仅30余岁的魏明帝病重，然其无子，收养了两个宗室子弟为子，并决定以8岁的曹芳为太子。芳年幼，自然无法亲政， 故明帝将上述想法付诸实施，任命曹操子燕王宇为首辅，又以曹肇等人协助，形成了一个宗室顾命集团。《三国志·魏书·燕王宇传》：
    （景初二年）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
    同书《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也载：“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以上诸人，宇、爽、肇为宗室子弟，至于夏侯氏，曹操之父本出自夏侯氏，且又通婚，秦朗为曹操养子，素得明帝信重。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曹魏宗室辅政集团。
    曹宇诸人执政之后，首先把矛头指向世族朝臣代表司马懿，《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载：“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事以施行。”又《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宣王在汲，献等先诏令于枳关西还长安”。当时司马懿征辽东未还，曹宇、夏侯献等企图径直将其派往关中，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对大族“朝臣”中其他实权人物如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他们也意欲排挤，《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称放、资“久专权宠，为（秦）朗等素所不善”，《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世语》说得更明白：“放、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放、资。”由上述考证可知，曹宇等人执政虽仅有四天，但他们已表现出了明确的政治意向，即打击儒学大族的代表，遏制其控辖朝政的势头，这也是魏明帝的意思。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明帝于十二月辛巳命曹宇等辅政，却于甲申将其罢免，可谓旋进旋黜，前引《燕王宇传》说：“受署四日，宇固深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刘放传》说得更生动：“宇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否？’放、资固赞成之。”根据《三国志》的多处记载，魏明帝之更替辅政大臣，其因有二：一是曹宇等人“陈诚固辞”；二是明帝对他们的能力有怀疑。事情真这么简单吗？细心考订，上述情节皆为捏造。查《通鉴》，司马光不用《三国志》的记载，而依《汉晋春秋》和《世语》立说，《通鉴考异》称：“按陈寿当晋世作《魏志》，若言放、资本情，则于时非美，故迁就而为之讳也。今依习凿齿《汉晋春秋》、郭颁《世语》，似得其实”。据《三国志·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甲申，明帝‘气微”，曹宇诸人“有所议”，仅留曹爽一人守侯，刘放、孙资乘机“突前见帝”，劝明帝改换辅政，理由有四：一是提醒明帝“忘先王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二是“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三是“燕王拥兵南面”，限制他们入宫；四是警告明帝“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有壅隔，社稷危殆”，所谓“外有壅隔，让稷危殆”，实际是暗示操纵军政大权的司马懿和“朝臣”有不满之情，并有倾覆社稷之危。当时明帝已神智不清，放、资举曹爽代定，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明帝从之，但即刻又反悔，放让明帝立诏，其实帝已“困笃”，“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出而大言：“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宇诸人“相与泣而归第”。
    由上考可知，魏明帝临死前突然更换宗室辅政大臣，且以司以懿“相参”，并非其本意，完全是世族“朝臣”代表刘放、孙资策划的一次阴谋政变。他们举曹爽，明帝便问“堪其事不？”爽也无准备，“流汗不能对”，孙资代答“臣以死奉社稷”。（注：《三国志》卷14《刘放传》注引《世语》）他们之所以之样安排，因为必须一名宗室辅政，相较之下，曹爽有“庸才凡品”之称，易于对付。放、资二人在明帝绝气之际改变了他意欲“亲属广据权势”的打算，代之以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
    因此，对魏明帝顾命大臣之改易，切不可以一般的宫廷权力斗争视之，它是汉魏以来寒门与儒学大族长期斗争的产物。刘放、孙资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迫使明帝改易顾命人选，黜退燕王宇等人，尽管有各方面因素起作用，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代表了世族朝臣的利益，在于他们的背后拥有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阶级的支撑。由于文献记载的不足，当时诸多朝臣的态度已无从祥述，但从明帝改易顾命大臣之后他们无任何不同反响看，显然这也正是他们所期望的结果。至于司马懿、他虽不在洛阳，但毫无疑问题，他的特殊地位与身份决定了他仍是这一政变的核心人物。根据一些材料的分析，司马懿此时虽领兵在外，但他对洛京政局的变化有遥控之力，懿与放、资诸人早有关连。清人王懋竑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文帝、明帝受腹心之托，膺社稷之重寄，不同一言之谏争，而且阴结刘放、孙资以为内主，卒以倾魏。（注：《三国志集解》卷9注引）
    对此，《晋书·宣帝纪》有一段记载可以证实：
    先是，诏帝便道镇关中，及次白屋，有诏召帝，三日之间，诏书五至，手诏曰：“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
    由此可见懿与放、资等在当时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所谓“手诏”，正是刘放等伪造的，可以说司马懿与长期控制曹魏中枢机要大权的刘放、孙资等已结成了集团，正是他们内外呼应，才完成了这次决定未来历史走向的政变。司以懿诸人的结党及其辅政大臣地位的确立，是他们对曹魏皇权的第一次挑战，这标志着寒门与儒学大族的斗争又到了一个转折关头，预示着儒学世族已踏上了全面复兴之路，仅就曹氏、司马氏之争而言，这也是司马氏代魏的第一回合的较量，此后政治斗争的格局亦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