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为了利用刘永福抗法，曾答应给予军械和粮饷援助。可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清政府前后“济刘洋枪不过五百杆，皆天津解粤之笨枪，药弹多不著火。”（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就连清政府给予刘永福少得可怜的一点军械和银饷，都引起地方的眼红，多方截留。谕令“广西藩库提给（银饷），而晓帅不肯遽付，赵庆池……不肯接济军火；凡晓帅由谅山解往山西者，皆为北宁截留。”（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清政府曾因“刘永福矢志效忠，奋勇可嘉，著赏银十万两以助兵饷。”（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可是这十万赏银却“分毫未解。”（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在战场上，清军的所作所为更让刘永福寒心。刘永福所部不到四千人，“而与法国人相持，或数里之近，每战必一日三日之久”，清军却“坐拥二、三万人，去敌数百里之外。”（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要黑旗军在前线进攻敌人，他们退守后方，坐视刘永福失败而不肯给予援助。光绪十年，黑旗军与法军在三圻交战；弹药将尽，“屡清岑军救援，岑营按兵不动。”（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黑旗军苦战一日，终因弹尽援无而失败。更有甚者，当黑旗军在临洮大败法军时，岑军从后面跑到前线，把战利品抢劫一空，并向清政府谎报军情，说岑毓英率部在临洮大败法军，收复越地七十余州县。
    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刘永福的疑虑并不是多余的。当清政府诱骗刘永福回国时，答应他回国后驻防思、钦一带。可是刘永福回国后，却无人再提此事，最后仅以南澳镇总兵把他打发了。而且刘永福回国前，清政府曾向他保证，回国后准许他募足五营兵力，但后来不仅不准他添置兵力，反而一再裁减他的部队，只剩下三百人。在刘永福作回国准备时，张之洞担心刘把储存在保胜的武器弹药携带回国，叫他折价交给岑毓英，回国后再领取这笔钱（十万两银子）。可是刘永福回国后向张之洞提起这件事时，张却赖帐，说不知有此事。向岑毓英要钱，岑也不给。
    三
    刘永福既然不想回国，最后为什么又回国了呢？这是他经受不住清、法、越三国政府压迫的结果，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回国的。
    众所周知，中法战争是因为法国侵略越南而引起的。法国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在越南建一块殖民地，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要以越南为据点，进攻中国，掠夺中国西南部的财富。清驻法公使曾纪泽就指出：“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南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此间人之著作多可为证。”（注：《中法战争》〈四〉，第98、268、 531、507页。）但是从越南进入云南的要道--红河上游被刘永福占据，成为法国人进入我国西南的巨大障碍。法国人企图用军事力量搬开它前进道路上的这块“绊脚石”，遭到黑旗军的沉重打击。法军又逼迫越南阮氏王朝，要其调开刘永福。越南以“广安府世袭知府”（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为诱饵，要刘离开保胜，遭到拒绝。又企图用金钱收买刘永福：“法国愿出一百万两与公，让出此地与它，”（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171、280、270、288、290、297页。）同样遭到拒绝。可以说，刘永福一日不离开越南，法国人的侵略目的就一日不能实现。
    因此，在清政府妥协投降后，法国人就进行要挟，清政府一日不把刘永福调离保胜，法国人就一日不解除对台湾海峡的封锁：“法以澎湖为质，刘一日不离越，中国海防一日不能结局。”（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腐败的清政府，一方面希望刘永福撤回国后，法军能解除海上封锁；另一方面，害怕刘永福留在越南继续抗法，“弥患不足，启衅有余”（注：《中法战争》〈六〉，第538、53、538、436页。）。所以，清政府采取强硬手段，逼迫他迅速回国，前后共下上谕九道、公私照会二十多起，并派委员专程前往越南去“开导”刘永福。张之洞在给刘永福的照会中说：“澎湖之退，还视保胜为迟速，贵提督一日未抵云境，法船一日尚据台洋，关系大局，殊非浅鲜，现在迭奉严旨，速催贵提督即率所部退回云界，不准稍有迟延。”（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由于刘永福迟迟不肯回国，清政府大为恼怒，向他提出警告：“倘或观望迁延……徘徊歧路，自恃凡泥……显违简书，隐快仇敌，事变之来，诚难预料……”（注：《中法战争》〈四〉，第98、268、 531、507页。）但刘永福还不为所动。因此又进一步警告他：“切不可再流连越地，至令法人藉口，不肯退出澎湖，贻误大局。此阁下前程之所系……尚再违延，祸将立至。……如敢不遵旨，退入云界，换出澎湖……违旨身且不保，更何有于保胜？”（注：《中法战争》〈二〉，第193、80、98、101、161、83、199、200、90、161页。）气势汹汹，充满杀机。清政府对他的警告并非仅仅是恫吓，“津约第一条，无论何人侵犯，中法均应保全互助，何人者，刘也；护助者，中国助法剿灭刘也。法恶刘，总署恶刘，北洋恶刘，岑帅恶刘。”（注：《中法战争》〈四〉，第98、268、 531、507页。）清政府已将自己出卖，为讨好法国人，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做法国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另一方面，越南阮氏王朝的所谓抗法，离开清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面对侵略者的进攻，阮氏王朝实行的是屈膝投降政策。一方面利用刘永福去抵抗法国侵略者，另一方面又屈服于法军的压力，限制刘的抗法斗争。同治十二年，黑旗军在河内城下大败法军，阵斩法军统帅安邺，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在此关键时刻，阮氏王朝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勒令刘永福退兵，并强行收走攻城器械。光绪九年，法越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承认受法国保护，同意驱逐黑旗军。只是当时清政府还在抗法，越南则暂时保持沉默没有立即强迫刘永福离开。但在法国侵略者的压力下，对刘永福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刘某如不退兵，朕亦不认尔为越国之臣。”（注：《中法战争》〈一〉，第295、290、291、296、 171、280、270、288、290、297页。）可以说，如果不受越南政府的牵制、阻挠，刘永福的抗法斗争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清政府已妥协撤兵的情况下，越南政府更是彻底屈服于法国侵略者。因此，黑旗军如果继续留在越南，将会遭到清、法、越三方的联合镇压，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